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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委屈”的科学管理  

2010-07-13 08:57:42|  分类: 焦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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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事件,引来了沸沸扬扬的媒体关注。其中有一种说法,把富士康的员工跳楼归罪于科学管理。例如,《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李娟写出了《工业化冷漠下的富士康“帝国”》,通篇反映出作者对科学管理的偏见,其中一个小节,标题就直接是“泰罗主义的恶之花”,把“N连跳”的罪责,全归之于科学管理的代表泰罗制(即该文所说的泰罗主义),而且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全是泰罗制惹的祸。该文(包括其中引用的萧南周等人之文)充满了激情、愤怒和声讨,批判矛头直指工作细分和生活细分的专业化、流水线生产方式和经济人假设。

 

文/刘文瑞 本刊学术主编
人们往往看到这种文章对跳楼员工的同情和关怀,而原谅或者忽视其中的逻辑谬误。或许,这些记者和评论家有着良好的主观愿望,但是,对泰罗制的误解和曲解,有可能导致他们开错药方。我们确实需要人性关怀,任何对死者的不尊重都是罪过,但是,作为专业人士的这种关怀,需要建立在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的情感宣泄。否则,你的本意可能是要给某个虚弱的病人开出维生素,实际交给他的药却是加速其崩溃的伟哥。
泰罗制是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它包括了生产管理中的工时研究、员工培训、标准化和效率工资,也包括了组织体系上的职能化管理和层级控制,还包括以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取代老式工头拿摩温,更包括了对员工的重视以及劳资协商与合作。这一体系,仅仅从研究团队而言,就包括了泰罗、巴思、甘特、库克、哈撒韦等一大批人,以及虽然不属于泰罗团队却以类似和同样的思路研究管理的埃默森、吉尔布雷斯夫妇等人,还有数不清的企业主、经理人、工程师参与其中,通过数十年潜心研究和实验(起码从1886年的机械工程师协会第二届年会起就已经有了“成建制”的研究),到1920年代把美国推向“柯立芝繁荣”。泰罗制的宗旨,是把粗放型浪费资源的发展模式转向效率型节约资源的发展模式,以能够大幅度提高效率的科学管理方式替代低效率的经验管理方式,实现企业主与劳工双方的最大富裕。没有对泰罗制的全面了解,就难以得出准确的评价。撇开具体细节不谈,从宏观上看,没有泰罗制,就没有流水作业线的管理技术前提,更没有职业经理人取代企业主的主导地位,美国当时就不可能出现大批量低成本的制造业。正是泰罗制,不但使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后来居上独占鳌头,而且使美国相当多的工人实现了买得起福特车的梦想。据罗宾逊的《美国经济史》,从工人的劳动时间看,从1890年到1920年,每周工作时间由60小时减少为50小时;从工人工资看,从1890年到1921年翻了一番。更重要的是,这些普通工人,正是在泰罗制的推行中,也开始持有企业的股票,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一定意义上,早期资本主义确实有残酷的一面,在马克思的年代,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所以当时的工厂被称为“血汗工厂”。而泰罗制的出现,恰恰是为了解决血汗工厂带来的劳资冲突,向管理要效率(不是向劳动强度和时间要效率)。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反对泰罗制最激烈的,是拿摩温和工会,而不是普通工人。拿摩温反对泰罗制,是因为泰罗要用专家取代他们;工会反对泰罗,是因为泰罗强调的劳资合作否定了工会采取的对抗方式(当然,如何看待工会的作用,必须放在美国的背景下解读。到泰罗的弟子库克,已经化解了泰罗与工会的冲突,而且在调整劳资关系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谴责血汗工厂当然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然而把血汗工厂归罪于泰罗制,就有点“直把杭州作汴州”。雷恩的《管理思想史》指出:“科学管理是环境的产物,因为它源于工业对效率的迫切需求,由于资源获得积累,工业发展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因此资源利用的合理化(第二阶段)就变得很重要。”国内许多人不清楚“血汗工厂”,并将其和泰罗制混为一谈,作为大众舆论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专家尤其是管理学家犯这种错误就不可原谅。造成这种普遍性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当年列宁曾经对泰罗制做过一个评价:“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在我们这样一个讲政治的国家,这种政治评价在长时间内替代了学术评价。但即便是坚持列宁评价的人,似乎也忽视了列宁所说的“最巧妙”而只记住了“残酷”。哪怕是坚持列宁主义,也不能是这样一种坚持法。
根据新闻报道,泰罗制这顶帽子,戴在富士康的头上是否合身尚且大有疑问。因为按照泰罗制,富士康公司存在的种种问题,诸如粗暴的监工和保安,与工人缺乏协商和沟通,强迫加班,超时工作等等,恰恰是工业发展第一阶段的弊端,也正是泰罗制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根据泰罗的生平资料,他除了在年轻的时候同工人吵过架之外,在推行泰罗制的过程中,基本没有同工人的矛盾,反而是同那些工头、经理争执个不停。需要强调的是,泰罗不停地宣讲,反复申明科学管理不仅仅是管理的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管理思想的变革和劳资双方的密切合作,坚决反对那些“效率专家”对泰罗制的扭曲。由此来判断,富士康的管理方式,是否能够称为泰罗制尚有疑问,即便勉强算作泰罗制,也类似于泰罗本人坚决反对的那种单一效率追求,同真正的泰罗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就在马克思的年代,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来自多个方面,而且性质上的差别不啻天壤。一种批判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站在工人一边,试图以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变更解除资本对工人的劳役,消解大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另一种批判是以没落封建主为代表的,以对中世纪田园风光的迷恋,试图摧毁大机器制造业,把社会拉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前一种批判充满理性,后一种批判充满情感。而且,没落贵族由于资本摧毁中世纪的切肤之痛,使他们的批判显得更激昂。马克思本人,曾经对这种“封建社会主义”予以无情的嘲讽,不无深刻地指出,“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共产党宣言》)。在富士康事件中,有些十分“好心”的评论家,把矛头指向专业化分工,指向利益驱动和效率追求,甚至直接指向流水作业线。如果稍加思索,不难看出,这种“好心人”为打工兄弟指明的出路在何方。田园风光从来都是在远处看着很美,而身在其中才能体会到艰辛。在“过去的好时光”中如鱼得水的,正是那些“封建纹章”拥有者。富士康的跳楼者,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作为“民工二代”,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旧日的山村。但是,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又无法实现他们对未来的梦想。断了后路,没有前途,这才是症结所在。那些黑煤窑的打工者不去跳楼,却会想尽办法逃出去,因为他们有一个信念—肯定有比黑煤窑更好的地方。而在比黑煤窑强得多的富士康,员工却会绝望,这是值得深思的。当然,如果有人硬要把这种思考理解为给富士康提供“无耻辩护”,那就没有道理好讲。我们要反问的是:为什么当初在美国的泰罗制,会激发出无数美国人的梦想,包括那些背井离乡远离故土而且一穷如洗的新移民,个个都揣着一个“美国梦”,并且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程度不同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如今看好富士康的待遇和条件,趋之若鹜来到这里打工的民工二代,为什么却在这里梦断黄泉?
所以,对富士康以及同富士康类似的企业来说,要做的并不是抛弃泰罗制,而是泰罗制的补课。对于中国来说,抛弃泰罗制,只会回归泰罗前的资源浪费发展模式,不会走向泰罗后的知识经济发展模式。要求一个走路还不稳当的孩子快速跑步,会把他逼回四肢并用式爬行。泰罗制的管理方法,正是工业化中的“走步”训练。这种补课,不是继续那种对效率的片面追求,而是把提高效率与科学方法紧密结合起来(把效率与拼体力拼时间结合起来根本不是泰罗制),把提高效率的成果、同工人自身的满足和发展结合起来(如推广泰罗制极为得力的丹尼森在自己的家族公司实行的利润分享和员工持股制度那样),把技术变革和“思想革命”结合起来。这方面的具体举措,需要专家们专门撰文,以理性的追求和细节的严谨来谋求富士康的改善。这里仅仅强调,我国有些人把泰罗制当作单一技术手段,是一种偏离泰罗制本意的偏向。至于那种仅仅设计出个流水作业线,鼓捣出个满负荷工作法,就宣称自己赶上泰罗制甚至超越泰罗制的人,不过是一种大言不惭。且不说我们几乎没有人在生产和管理的技术分析上达到和超过泰罗与吉尔布雷斯,即便在技术上超过了他们,如果依然有严重的劳资对立,工头把工人当小偷防,工人把老板当强盗看,那么,就在思想上还远远落后于泰罗水平,就需要继续补课。
还要指出的是,即便在美国,当时乃至现在一直有对泰罗制的批评,这是正常的。正是这种批评,在当时就校正着泰罗制实施过程中的误解和偏失。泰罗制确实存在问题,尤其是完全理性假设和最优化追求,已经在后来被有限理性假设所取代。泰罗制推行时期,为了得到劳工的配合和支持,企业有了最早的人事机构和福利措施,但是,无可讳言,泰罗制关心人、重视人的目的,还是把人当作劳动工具,在人本思想上存在着严重不足。但是,这在20世纪初不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只有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得到了理论上的校正。每个时代只能解决本时代的问题,我们不能被道义冲昏头脑而出现时空错乱。例如,“把工人当机器看待”,就随着时代变化有过不同内涵。在工业化初期,资本家对机器的重视远远超过对工人的关注,于是,罗伯特·欧文号召资本家要“把工人当作机器”,像机器一样得到精心保养维护,由此诞生了最早的人文工业社区。到了工业化第二阶段即泰罗时期,把工人当机器已经远远不够了,所以,泰罗才提出“思想革命”以推进劳资双方的协作关系。而到了后工业化时代,“把工人当作机器”就成为一种野蛮。人们不可能到索马里去倡导减肥,也不可能到美国去组织随意加班,就在于这不是它们当下的问题。管理的首要问题,是对眼下的定位。但是,在中国,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多重交织,所以,进行科学管理的补课,不是要求我们照搬泰罗,而是针对不同企业、不同管理对象的现实问题,把补课和超越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可能使我们真正超越泰罗制。不过,没有补课,超越就只能是一个梦。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某些企业,不仅要补上泰罗制一课,还要补上欧文的“把工人当机器看待”一课。老板们对自己的机器还是比较关心的,如果能够给工人以机器同等的关照,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工伤。顺便说一句,提高伤残赔偿,逻辑上依然是提高工人与机器之间的价值比例,本质上还是以机器为对照。真正超越“把工人当机器”,必须遵循“人命无价”的逻辑。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简单地批评经济人假设不正确,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诚然,经济人假设确实存在局限,不能用来解释人的所有行为,然而,迄今它可以合理解释人类的大部分行为。社会人假设,是对经济人假设的补充而不是替代。那些动辄拿经济人假设说事的评论家们,能拿出什么来替代经济人假设?难道还要靠“无私奉献”来管理员工?
当然,对富士康来说,科学管理的补课首先是企业的责任,但还要明白,泰罗制不是单个企业能够推行的,科学管理的补课也不仅仅是企业的责任,比如,让员工分享利润,就不是靠企业自身能够解决的。中国的问题,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便是在美国,泰罗制的推行,就不仅有专业人士的研究、企业主的努力、咨询专家的配合,还有像布兰代斯那样的公众人物呼吁、参众两院的重视(当然,国会的这种重视在当时是一种牵制,然而正是这种牵制才能够使泰罗制消除偏差)。就拿员工收入增加以及工会维权来说,显然不是靠企业自身能够解决的。跳楼事件发生在富士康,反映的却是整个中国制造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需要多方协同解决。最简单不过的例子,可以从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实施后政府财力的超常规增长,看出社会新增的财富流向了何方,然而,在次贷危机引起的经济波动压力下,我们没有在今年的两会中看到一个减税提案,而只有增设物业税之类的传闻。如果在中国能够出现当年美国国会对泰罗制的调查和听证(这个众议院听证会对泰罗本人进行了尖锐甚至刻薄的攻击,而这种攻击对推广泰罗制的工厂以及做法产生了一定的限制),那么,才能够使科学管理的补课得到制衡,形成历史的合力。(原题为《为科学管理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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