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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文章】刘文瑞:学术、咨询、实践如何“和而不同”  

2011-11-24 09:34:31|  分类: 封面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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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文瑞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家》杂志学术主编

在管理学界,一直存在着学术研究和企业实践的对接问题,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不过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表现出来的问题更直观更严重而已。所以,对这一问题展开争鸣,不仅是“管理学在中国”所应当关注的,而且也是中国学界与世界同步所必须的。

从“三岔口”到“铁三角”
英国的厄威克,曾经在管理学的学术研究与企业实践关系上有着长期的思考。他强调,管理学的论著写作进展,要比管理实践进展快得多。为此他揶揄说:“这不是因为企业人愚蠢,而是恰恰相反。因为经理有每周明确的工作安排要去做,而学者除了思考和写作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因此,两者越来越跟不上彼此的步伐。”所以,如何使学术界和产业界保持同等水平将非常重要。厄威克批评说,在学校,教师的利益比商业需要更重要,学者教给学生的是他们想要研究的东西,而不是企业需要的东西。由此,厄威克产生了他的困惑—管理学的现状是一种学术与企业相分离的“双轨制”。双轨的断裂,造成了象牙塔和水晶宫的不相交状态。很显然,对厄威克的这种批评,相信国内相当多的学者有同感。当然,中国的情况和英国有所区别:在英国,大英帝国的衰落导致其实业缺乏进展,所以,学界在不断推出“超越”实业需要却又脱离实业的所谓成果;而在中国,是经济的飞速发展缺乏有力的学术支持,正如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韩巍博士所批评的那样,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企业界是基本称职的,而学术界没有担当起历史重任。对这种学术与企业的双轨制,国内学界的批评越来越尖锐。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此,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学界和实践的双轨不相交外,中间还有一个“道岔”,这就是由学界分离出的咨询界。在一定意义上,管理学在西方是双轨制,而在中国是“三岔口”。这是因为中国的管理咨询业与西方不同。西方的管理咨询业,尽管同学术界有冲突,但基本上还是一体化的。所以,在西方,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院派与从事咨询业务的实务派(暂且把西方的咨询业称为“实务派”,把经理人称为“实践派”,以示区别)往往互有贬低,但主要是研究方法的不同,在思想上和术语上是共同体。比如,在中外都享有盛誉的彼得·德鲁克,作为一位实务派的代表,学院的教授们却讥讽他是“记者”(与德鲁克类似,中国近代有一位十分出色的学者梁启超,也曾受过类似的讥讽。因为梁启超从维新运动开始就投身于政治变革实务,治学完全为社会变革服务。所以被当时的学界所排斥。毛泽东曾经对斯诺回忆说,他在长沙读书时,特别服膺梁启超。然而,国文教员“袁大胡子”(袁仲谦,湖南第一师范国文教师,举人出身,推崇桐城派)却十分看不起梁启超,讥讽梁启超的文章是“新闻体”、“半通不通”,并因此批评毛泽东,认为文章以韩愈为正宗。毛泽东不服气。专门买了一部《昌黎文集》,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古文基础。事见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94~P.97)。如果以韦伯所说的学术为基准,梁启超显然从事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政治实务。这一事例也说明,中外在学术与实务的分野上具有一致性)。汤姆 · 彼得斯曾经回忆说,他在斯坦福商学院读书时,没有听到一名教授谈起过德鲁克。笔者认为,彼得斯言过其实了,德鲁克受到学院派排斥属实,但要说商学院的教授们压根不提德鲁克则不确切。彼得斯是1974年获得斯坦福商学院的博士学位的,在这一时期,德鲁克的名字以及他提出的目标管理,已经进入了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材。彼得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本身就属于咨询界,是为了强调咨询的务实性而刻意要指出学院派不切实际。强调这一点,是要说明西方的学院派与实务派同属一个学科共同体,其对实务派的贬低,不过是认为实务派没“学问”而已。不仅德鲁克,包括争鸣中提到的彼得 · 圣吉,在学术界和实业界影响均很大的查尔斯 · 汉迪等人,都同德鲁克的命运相似,程度不同地受到学院派的排斥。然而,这些杰出的咨询家都十分注意学界的动态和成果。同时,学院派尽管认为实务派没学问,但也并不忽视实务派的动向。类似于詹姆士 · 马奇、赫伯特 · 西蒙式的纯学者,十分关注咨询业的新进展。他们的分歧属于门户之争,并不把对方排斥在学科之外。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管理咨询界并没有起到学术与企业的中介作用,反而处于“两不靠”状态(英国厄威克对“双轨制”的批评,正好从另一面反映出西方咨询业在学院派和实践派之间的中介作用。厄威克的呼吁,是为了强化这种中介。厄威克本人曾经创办咨询公司,以管理顾问出名,又担任过英国教育部的管理教育委员会主席,所以他对弥合双轨制不遗余力。而中国对学术与实践关系的批评,既包含学术研究与咨询实务的断裂,又包含咨询实务与经营实践的断裂,至今在弥合这种断裂上没有形成足够的合力)。比如,有相当一批所谓“知名培训师”,并不是在学界兼职,而是靠自立门户赚钱。与西方的最大差别是,在现实中风生水起的培训师和咨询师,往往在学术界没有任何名望,网络上有些所谓“亚洲成功学大师”、“国学应用大师”、“智慧大师”等等,根本与学术界不沾边,颇具“江湖”特色。有些略有学术含量的咨询家,在学界也得不到应有的学术评价,或者被学界以“不规范”排斥。即便是高校中从事咨询业务的教师,往往也是同学术渐行渐远,偏向于“三十六计”之类学界评价不高的东西。所以,学界与企业的双轨制,在中国还分化出了介于学术与实践之间、而且同学术与实践两不粘连的咨询培训业(其标志是缺乏共同术语,无法进行同一学科的学术对话,三方互相视另外两方为外行,所以也不能构成学术共同体)。这一点,从中国咨询业的现状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咨询业,基本上没有麦肯锡式的组织(是用麦肯锡作为以学术为背景的咨询业代表,而不是说只有麦肯锡在进行咨询),也无力承担麦肯锡式的咨询业务,多从事培训业务或者公司具体管理业务的外包,而不是真正的咨询。而中国企业的现状,使各路“大师”各行其道(这里所说的大师,是guru而不是master,类似于中国满族宗教仪式中的“萨满”)。在学术通俗化的趋势中,民间宗教式的解惑方式也在向大学渗透,致使高校也有了一批向“江湖”靠拢的咨询者,以“草根化”为荣,力求使学术通俗化。这就导致中国的管理界更像三岔口,学术界、实践界、咨询界各有各的路数,各打各的招式。如何形成三者的合力,影响着管理学在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
正是这样一种背景和情境,使《管理学报》发起的“面向实践”讨论具有了影响学科前景的战略性意义。这种意义,就是改变“三岔口”状态,力图把互相背离的“三岔口”变成互相支持的“铁三角”。如何使管理学术同管理实践互相支持,如何使学院派、实务派、实践派能够融为一个共同体,这正是争鸣的初衷。尽管要实现这一目标任重道远,但这种知难而进的勇气和胆略是难能可贵的。

学术、咨询、实践如何“和而不同”
中国学者经常出现评价错讹—学术高于非学术,畅销书水平低于专著。直率地说,这是中国传统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无意识折射。在美国,人们一般认为,职业分野与水平高下无关。所以,学者不见得就高人一等。因此,仅仅以管理而言,学术界有西蒙这样的伟人,咨询界也有德鲁克这样的伟人,实践界更有斯隆这样的伟人。在他们之间,不存在高下问题,但存在分工问题。还要注意,不能把学术与思想混淆了。上述三人只有西蒙从事学术,但三人都是杰出的思想家。思想不一定必须表现为学术,反过来,有学术也不一定就有思想(当然,这会涉及到学术的定义,但按照中国传统而言,学术不一定包含思想,传统的“小学”领域就有这种倾向,当今的实证研究也有这种倾向)。一般来说,学者侧重于学科范式的提出和完善,突出逻辑;思想者侧重于启发性的反省和探究,突出醒悟。
学者的价值,是科学式的求真。这一点,从马克斯 · 韦伯作《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时就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遗憾的是,国内许多看过并推崇韦伯这一讲演的学者,并没有由此对学术做出类似于韦伯的定位。韦伯的学术概念,显然是把咨询排除在外的。尽管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对韦伯的“价值中立”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扬弃(如阿吉里斯的行动科学就直接否定了价值中立,但坚持科学方法则发扬了韦伯思想),但是,学术与实务的区别却基本传承下来。如果按照这一区分,学者是不从事咨询工作的(哪怕咨询者有教授头衔)。美国大学的商学院教授,诚然有企业兼职并从事咨询,但这种兼职属于“份外”,只有在专业学会兼职(包括杂志编委、审稿人等兼职)才是“份内”。美国的大学固然有咨询人员,但咨询业的主流在公司和相关事务所,而不在大学。咨询工作者的价值,是面向实践的求用。至于实践中的经理,属于更明显的另一类职业。这一区分人人皆知,这里不赘述。德鲁克受到企业的青睐,是因为他在咨询业上的贡献,而不是因为他提出了规范化的理论。圣吉的重大影响,是在实务领域,而不是在学术领域。
把咨询者和学者分开,有助于厘清易于被混淆的“面向实践”问题。以中国佛教为例,在历史上的名僧中,深究大乘义理的玄奘是当之无愧的学者,而凭借直觉顿悟成佛的慧能则不是学者。后人可以批评玄奘拘泥于教条,但没有玄奘等一大批学者对佛教义理的深究,就不可能形成慧能创立禅宗的学术前提。圣吉在管理领域掀起的浪潮,与当年六祖惠能创立的禅宗风靡中国有十分相似的地方(圣吉的中国“师傅”是非常有名的南怀瑾。思想文化界的学者多数认为,南怀瑾不是学者,但其普及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大,甚至有人把南怀瑾与讲《论语》的于丹并列。这一点,正好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圣吉的定位。另外,圣吉对中国传统,推崇禅宗,对道家有所赞誉,而基本上不谈儒家,也反映出其取向)。所以,在组织学习方面,阿吉里斯和舍恩属于开创性的学者,而圣吉则是主持洗礼、布道传教的“教父”。阿吉里斯的落脚点在“学习”,而圣吉的落脚点在“训练”(即中文译本的“修炼”,原文为discipline)。圣吉的成就,恰恰建立在阿吉里斯等人的研究基础之上。
国内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解,似乎不同企业打交道,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然而,以有限理性影响了经济学和管理学整个学科发展的西蒙,何曾与企业打过交道?他最钟爱的不过是游戏式的国际象棋。用文学作品做领导力教材的马奇,何曾进行过管理咨询?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在管理学中的地位,更不能批评他们脱离实际。即便是从事咨询工作的教授,情况也各有不同。以在理论观点上最靠近圣吉的阿吉里斯为例,他也从事咨询,但他是以学术为业。所以,他与舍恩合著的《组织学习》,企业领导人几乎是不看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充满了学术术语,如“习惯性防卫”、“行动科学”、“双环学习”、“熟练性无能”等)。但圣吉的《第五项修炼》,明显也不是写给学者看的。正是这种分工,缓和了学界与企业的隔膜(如果认为这种分工导致了学界与企业的隔膜,则是倒因为果)。我们不能要求西蒙、马奇去“深入企业实践”,但他们的学说,却深刻影响了咨询业。都去当圣吉,是不是就是学术发展的正路?显然不是。如果没有阿吉里斯、佛瑞斯特等学者的潜心钻研,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也就失去了学理支撑。如果圣吉失去学理支撑,仅仅靠自己的感悟谈“修炼”,那么,他就把自己变成了江湖术士。
在中国,管理学教材谈到学习型组织,基本上都是介绍圣吉,而阿吉里斯变成了阳春白雪,和者甚寡。但是,国外的管理学教材谈到学习型组织,基本上都要引证阿吉里斯。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界探究其中的意蕴。管理学如何面向实践,确实是一个值得争鸣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仍然以美国为参照系,那么,我们应当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哈佛商业评论》不是学术期刊,而《管理学会会刊》(AMJ)是学术期刊。这样说,并不是贬低《哈佛商业评论》的价值。再进一步,就连中国人十分推崇的《科学》和《自然》,实际上也带有非学术性,更偏向于媒介性。明确了这种区分,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学术与实务的互动关系。中国的现实,恰恰是缺少了这种互动,学者、咨询家、经理人都在管理领域自说自话。如果说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笔者认为,这种缺乏学术共同体、自说自话的现象,起码是阻碍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克服障碍的途径就是讨论和争鸣。

“走出书斋”的前提
管理学确实要面向实践,但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立身之地在大学和研究机构。泰罗和法约尔时期管理学诞生于企业,是因为当时管理尚未有“学”。所以,才有法约尔不惜篇幅强调大学应当开设管理课程的呼吁。如果看看《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关于管理教育的论述,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论者往往强调泰罗、法约尔等管理学的前辈源于实践,而忽视了法约尔晚年力求把管理引入大学课堂的意蕴指向(和法约尔大力倡导管理进大学相反,泰罗认为大学是学不到管理的,主张从实践中学。但是,正是泰罗时期的众多研究,促成了美国大学商学院的建立,泰罗本人也从1904年到去世前夕(1914年)每年到哈佛大学讲授管理,说明了当时管理进入学术领域的大势)。
回顾共和国的历史,我们曾经批评教育脱离实际,于是,有了“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见《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有了嘲笑大学教授讲解“马尾巴的功能”的电影《决裂》。如果从动物学、兽医学的角度看,“马尾巴的功能”无可厚非。马尾巴无论是保持平衡,还是生存需要等方面,确实具有它的功能,教授研究马尾巴的功能是正业,丝毫也不值得嘲讽。强调“书斋”的价值,强调学术中人应当选择更学术的姿态,“多观察,多领悟,踏实学理论,认真读文献”,不啻是一种学界的自我觉悟。由于词语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对于“走出书斋”这种呼吁,有必要加以界定和说明。笔者认为,“走出书斋”是有条件的。司马迁的“行万里路”,要以“读万卷书”为前提;《徐霞客游记》能成为传世之作,后期的书斋整理写作功不可没。没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过是个看客。所以,要提防“走出书斋”演变为“读书无用”。笔者以为,更多地从学术与实践的关系出发,反思数理化、模型化对这一关系的影响,反思主流管理学实证研究在学术与实践关系上的得失,会使学界在寻找安身立命之地时有更多的自觉。应该说,“工具化”倾向,即实证研究和模型化方法对学术的影响,不仅在管理学中,而且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门类中都差不多。如果寻找参照系,格林(Donald P. Green)和夏皮罗(Ian Shapiro)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值得参考。

以学术争鸣继往开来
学术争鸣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应当大力鼓励和倡导学术争鸣。在这方面,有一场国际学术争鸣值得我们借鉴。1965年,西方科学哲学界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科学哲学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名家。会议上的讨论文章汇编为《批判与知识的增长》一书,看看其中的文章,其语言之犀利,夹杂的调侃和揶揄,是会令我们的学者吃惊的。然而,正是这种讨论,使科学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扩展。
在管理学领域,人们熟知196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的“管理理论丛林”讨论,会议上对哈罗德 · 孔茨的“丛林”一说,几乎展开了全方位的批评,其批评之严厉和言辞之激烈是罕见的,但其推进管理学理论研究的作用也是前所未有的。外行可能会看到其中的抱怨、责备,旁观者可能会感受到辩论中的语词机锋和棒喝效应,然而真正的学者却能够从中得到极大教益。当今的中国管理学界,需要的正是这种讨论和争鸣。
即便在国内,也不乏学术争鸣的先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学术讨论和争鸣不绝于耳。正是这种讨论和争鸣,使中国学界突破了僵化体制,推动了思想解放。90年代以后,尽管还有一些讨论,但思想“火药味”越来越淡,学术“规范性”越来越强,最后使许多学科都走上了“自说自话”、自我欣赏的道路。学术凸显的同时思想却隐退幕后,这种缺乏争鸣的规范化,有可能缓慢地窒息学术的活力。因此,有必要以学术争鸣的方式“继往开来”,激发学术活力。这种争鸣,需要在反思中表现出深刻,在直率中表现出大气,在犀利中表现出新意,在批评中表现出建设。
对管理学而言,笔者认为,学术、咨询、企业这三个方面,在中国存在着明显的隔阂,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形成以共同规则、共同术语、公认概念构成的学术共同体。相比之下,西方这三个群体存在着明显的职业分工,却具有管理学共同体性质。学术争鸣有利于明确各自分工,推动共同体的形成,进而在这一共同体中通过学术争鸣和讨论,建构并演化出接纳新鲜血液、驱逐江湖骗子、提升成员能力的自我净化、自我发展机制。(本文同题原文发表于《管理学报》第8卷第8期,2011年8月刊,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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