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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搅局者”:托尔斯坦·凡勃伦  

2011-12-05 09:24:10|  分类: 思想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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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  刘文瑞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本期主笔  慈玉鹏  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管理学诞生以来,经济学就是管理学的孪生学科。管理学的理论根基,建立在亚当 · 斯密提出的分工理论和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此后,不断有经济学家影响着管理思想的进展,尤其以制度经济学为最。而制度经济学的创立,又是由凡勃伦开端的。

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曾说:“托尔斯坦 · 凡勃伦是美国学术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所以说凡勃伦具有传奇色彩,是因为他既有挪威人的执拗,又有美国人的幽默;他不仅是一位嬉笑怒骂的社会批评家,更是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虽然衣衫不整,邋里邋遢,但却颇有女人缘,绯闻不断。因此,在道德圣徒眼里,凡勃伦是一个异端分子;在正统经济学家眼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搅局者;在多数学生的心目中,他不算一位受欢迎的老师。然而,这位不被众人接受的异端思想家,却开创了美国著名的制度经济学派,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在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他耕耘过的经济学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辩论天才

1857年7月30日,托尔斯坦 · 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马尼托沃克县卡托镇(Cato, Manitowoc County)一个多子的挪威移民家庭。父亲托马斯和母亲凯利都出身于农民家庭,世代以种地为生。1847年,托马斯 · 凡勃伦历时四个半月的海上颠簸,从挪威移民美国。来到威斯康辛之后,凡勃伦一家生活上得到了改善,却依然受当地英格兰裔白人在宗教和语言方面的歧视。1865年,托尔斯坦的父母卖掉威斯康辛州的土地,搬迁到明尼苏达州的挪威移民聚居地。

移民的生活体验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是对歧视的敏感,另一方面是对机遇的追求。相比而言,美国是移民的乐土,遍地是机会,处处是生机,一个人只要肯努力,就能够获得成功,这就是被世人津津乐道的“美国梦”。托马斯 · 凡勃伦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木匠,也是一个对牧场格外精心的场主。他的妻子凯利思维敏捷,想象力丰富,充满自信又聪慧温顺,善于保护和激发孩子们的天赋。很快,凡勃伦一家就在明尼苏达州购买了290英亩土地,拥有了成群的牛羊。更重要的是,托马斯夫妇把自己的子女都送进大学读书,而不是留在牧场干活。

成长于殷实的牧场主家庭,托尔斯坦的生活虽然节俭,却不寒酸;虽然难得有咖啡,却不缺牛奶。由于托尔斯坦的身体显得羸弱,所以被允许不干农活,有大把空闲时间可以用来阅读和思考。母亲在农忙之余,时常给他讲述挪威的神话故事和家族历史,一定程度上使托尔斯坦产生了身为挪威人的自我定位。挪威的家族史、简朴的成长环境以及喜欢思考的性格,塑造了托尔斯坦 · 凡勃伦思想的基本倾向。文化方面,浸润于北欧文化的凡勃伦难以融入英美文化;生活方面,成长于勤劳节俭的农场环境的凡勃伦对富豪阶层一掷千金的行为嗤之以鼻。种种因素,致使凡勃伦自年轻时代就形成了对英美商业文明的批判态度。像家中其他的兄弟姐妹一样,1874年,托尔斯坦 · 凡勃伦进入当地的卡勒顿高等专科学院(Carleton College Academy)学习经济学。卡勒顿学院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崇尚信仰自由。在卡勒顿学院,凡勃伦有幸遇到了杰出的经济学家约翰 · 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

克拉克对凡勃伦很有好感,凡勃伦也在克拉克的课堂上充分展示了他的非凡天赋。在课堂辩论中,凡勃伦可以对自己并不赞成的观点,用逻辑推论的方式,给出合理性的解释,宁愿得罪听众也在所不惜。基于这种辩论技巧,他不仅为原始部落的同类相食行为辩护,而且为酒鬼对死亡的看法辩护,甚至为吸毒辩护。他的这种辩护并不涉及价值判断,“纯粹是据理力争”。学生时代的善辩、犀利和敏锐,使他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正如加尔布雷思所言,“在他的余生中也不得不一直运用这种技能”。尽管为了避免激起众怒,克拉克会制止凡勃伦的某些辩论,但是,他却对这个学生格外青睐。

克拉克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和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同学,后来成为美国的经济学泰斗,他是边际效应的发现人之一。按照边际效应学说,“消费决策不是根据所拥有商品的总量,而是根据最后增加的一单位商品所产生的满意度来作出的”。克拉克还同理查德 · 伊利(Richard T. Ely)等人一起创建了美国经济学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在经济学领域,克拉克无疑是凡勃伦的启蒙老师,并且在凡勃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时及时伸出援手,为他写了几封推荐信。

凡勃伦在卡勒顿学院还有另一收获,他结识了卡勒顿学院院长的侄女艾伦 · 罗尔芙(Cornellian Ellen Rolfe)。艾伦聪慧过人,被凡勃伦的才气吸引,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然而,这却是一个悲剧的开始。11年之后,两人离婚,部分由于凡勃伦沾花惹草,部分由于艾伦身患精神病,最终两人于1911年离婚。


曲折的学术生涯

凡勃伦涉足学术领域的过程充满了曲折。从卡勒顿学院毕业后,凡勃伦先到当地的一家学院任教,由于学校倒闭,他又重当学生,进入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研习哲学。此时的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大本营,查尔斯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和约翰 · 杜威(John Dewey)等大师云集于此。依常理来说,能够师从皮尔士,凡勃伦应感到三生有幸,然而,他却难以适应保守的学校氛围,在申请助学金受挫后,毅然转学到了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师从社会学家威廉 · 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萨姆纳坚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凡勃伦的理论倾向。经过两年半的学习,凡勃伦于1884年获得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拥有博士学位后的凡勃伦,依旧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回到明尼苏达州的家里过起了“啃老”生活。他可以不干农活,一天到晚,除了阅读就是思考,间或同农忙归来的家人聊天。时光如梭,眨眼间七年的时间就过去了。这“无所事事”的七年,表面上一事无成,实际上是凡勃伦最重要的学识积累时期。1891年,凡勃伦重新出山,继续当学生,进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注册学习研究生课程。在康奈尔大学,凡勃伦受到资深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士 · 劳克林(J. Lorence Laughlin)的极大赏识。1892年,当劳克林受邀到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创办经济系时,唯一的条件就是带上凡勃伦。自此,凡勃伦总算告别了学生年代。

在芝加哥大学,凡勃伦要完成大量的授课任务,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史。在这期间,他慢慢形成了自己不受学生欢迎的讲课风格,“坐在讲台后面,轻声、单调地对着人数很少的学生讲课”。虽然听课学生不多,他却很有异类风采。尤其是他的“智力、举止、服饰,以及具有讽刺和挑战性的不置可否态度”,使他绯闻不断。当然,他在学术上是勤奋的,在协助编辑劳克林新创办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时,凡勃伦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表现出了他的才气,却总是不合学界主流的胃口。

日子过得充实,却并不如意,凡勃伦已达不惑之年,却依然只是一名助教。劳克林也时常为凡勃伦的待遇而烦恼,曾经为了使校方同意留下凡勃伦而多方奔走。1899年,就在众人皆不看好凡勃伦之时,他那写得像散文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横空出世,一举确立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凡勃伦的传记作者约瑟夫 · 道夫曼(Joseph Dorfman)指出:“一夜之间大学校园里的语言就改变了,凡读过凡勃伦著作的人,从他们的讲话中就能分辨出来。”而凡勃伦早年的老师克拉克则“对他的成功非常高兴,声称凡勃伦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庆幸自己没有看错人。半个多世纪之后,加尔布雷思认为,“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出版的著作只有两本仍有人在阅读:一本是亨利 · 乔治(Henry George)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另外一本就是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按照加尔布雷斯的说法,《有闲阶级论》是一篇有史以来论述社会势利和虚伪的内容最广泛的论文,它看起来似乎仅仅适用于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但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它更加适合分析现代丰裕社会。

在这部传世之作中,凡勃伦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从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学科旁征博引,论述人类社会生产制度以及金钱制度的发展演化,指出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制度,同过去的社会生活和环境相适应,同当下的要求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制度必须不断变革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凡勃伦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大机器工业的出现和托拉斯的崛起,同社会的这一变革紧密联系的人是产业工人和技术工程师,而“有闲阶级”则由于身处“有所荫蔽”的位置,对社会的变革并不敏感,他们往往在更大的程度上保持着以往的制度,从而构成了社会的守旧因素。除此之外,有闲阶级身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具有“明显浪费”的特点。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的消费不是为消费而消费,而往往出于炫耀的心理,因此,对于有闲阶级来说,购买与否不在于是否物有所值,而在于能否体现买主的实力和地位。物品的价格越高,购买的欲望反而越强烈,这就是著名的“凡勃伦效应”。有闲阶级的行为,不仅浪费自己的财富,其老派的行事方式以及金钱投机行为,甚至会破坏机械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

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的批判,掩藏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复杂的用语和严密的论证后面,所以,凡勃伦的学生韦斯利 · 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说:“必须具备很高的水平,才能欣赏他的作品。”虽然《有闲阶级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但凡勃伦却很失望,他认为“那些对之表示高度赞扬的人都误解了书中的信息”。的确,在凡勃伦的一系列作品中,《有闲阶级论》最为成功,也几乎包含了他的全部思想,却并未充分展开。例如,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意识到企业追求利润和制造产品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区别,这一思想成为他下一部著作的主题。1904年,凡勃伦出版《企业论》,对“生产职业”和“金钱职业”进一步区分,揭示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建立在机器生产过程基础上的有序理性同股东和经营者追逐利润之间存在的深刻冲突。基于上述认识,凡勃伦开始寻求理论上的解决之路,这成为他晚年的主要追求。在一定意义上,凡勃伦从“有闲阶级”的论证到对“企业”的行为分析,对管理思想的影响至今尚未充分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凡勃伦本人,他深刻地观察到机器化大生产的理性过程和经营者追逐利润的深刻矛盾,但却没有把这种认知引向组织与管理方面的深入研究。所以,制度经济学对管理思想的影响,凡勃伦只是开了个标志性的头,而绕过了组织与管理本身。

《有闲阶级论》和《企业论》,为凡勃伦带来了巨大声誉。但是由于他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对其他经济学家的成就嗤之以鼻,加上他那种“不规范”的写作风格,其著作遭到其他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的有意忽视。另外,由于凡勃伦在男女关系上向来不检点,时常与同事的妻子甚至女学生发生桃色事件,所以凡勃伦在芝加哥大学的处境并没有太大好转,仅仅由助教升为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年薪1000美元左右。

因为在芝加哥大学不如意,1906年,乘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聘请知名教授以壮大实力之机,凡勃伦来到加州的斯坦福大学。问题是虽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凡勃伦依旧我行我素,几次因为女人问题而闹得沸沸扬扬。对此,凡勃伦以无奈的口吻说道:“如果女人主动勾引你,怎么办?”最终,斯坦福大学也因凡勃伦的作风问题让他走人。

1911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凡勃伦进入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任教。1914年,凡勃伦同安妮 · 布拉德利(Ann Fessenden Bradley)结婚,遗憾的是,1918年安妮罹患精神病,并在两年之后撒手人寰。在密苏里大学,凡勃伦系统化自己的理论观点,出版了《劳作本能和工业技艺的本能》(The Instincts of Worksmanship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同时关注世界局势的变化,先后出版《德意志帝国和工业革命》(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和平的本质》(The Nature of Peace)等小册子,剖析世界大战的根源,寻求长久的和平之道。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凡勃伦离开密苏里大学,来到华盛顿的联邦食品管理局(the Food Administration)工作。他很快发现自己不但不适合学校,而且更不适合官场,旋即辞职,开始担任纽约《日冕》(The Dial)杂志的编辑。利用职务之便,凡勃伦在《日冕》杂志发表了许多评论性文章。1919年秋季,凡勃伦离开《日冕》编辑部,同韦斯利 · 米切尔等学者在纽约筹办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力图将自己的理论运用于高等教育实践。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既包括了有钱的富人,也包括了未开化的上层穷人。他一直认为,在现代社会,有闲阶级是社会的消耗性群体,而工人阶级则因将全部精力用于谋生,不能长远地思考社会问题。因此,社会的进步依赖于同机器大生产紧密联系的技术工程师阶层,并由此产生了他的“专家治国”观点。他主张社会经济应该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来掌握。这种专家治国思想使他陷入了某些偏见。例如,凡勃伦曾经热情支持俄国的十月革命,认为俄国的胜利是专家的胜利,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让他再度失望。凡勃伦的理论,立足于对财产制度和生产制度两类制度变化富有洞见的比较。在朋友介绍下,凡勃伦认真研读了甘特(Henry Laurence Gantt)和库克(Morris Cooke)的作品,发现自己同这些科学管理的倡导者不谋而合。在凡勃伦晚年,他不仅撰文积极支持专家治国理论,而且亲身实践,聘请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领导人库克到新学院组织工程师运动。然而,库克认为凡勃伦的观点过于脱离实际,最终导致其合作关系不了了之。1921年,凡勃伦出版《工程师与价格系统》(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概括了自己在专家治国方面的理论成果。

到凡勃伦晚年,他的理论观点逐渐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同。1925年,美国经济学会邀请凡勃伦担任年度主席,凡勃伦却认为这项荣誉来得太迟,傲然谢绝了这一邀请。1926年,凡勃伦从新学院退休,在继女贝基的陪伴下到加利福尼亚州度过晚年。这一时期的凡勃伦,已经对美国资本主义彻底丧失了信心,转而开始研究北欧神话故事,甚至以挪威语写作,借以寻求精神寄托。1929年8月3日,凡勃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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