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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进步之子:约翰·康芒斯  

2011-12-05 09:30:34|  分类: 思想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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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主编  刘文瑞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本期主笔  慈玉鹏  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约翰 ·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是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从法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研究经济学问题,试图矫正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弊端,为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药方。同比他大六岁的“科学管理之父”泰罗相比,康芒斯的视野更加广阔,更加强调公平分配而非扩大生产;同比他小两岁的马克斯 · 韦伯类似,他们都从宏观上理解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不同之处在于康芒斯注重经济,韦伯则注重组织与文化。


成长关键词——自由

1862年10月13日,康芒斯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霍兰斯堡(Hollansburg)。此时,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康芒斯的父亲是基督教贵格会教徒,该教派一直反对奴隶制,早在1775年就成立了北美第一个废奴主义协会。由于信仰贵格会教义,康芒斯的父母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废奴运动,帮助美国南方的奴隶逃亡至北方,其家庭成为有名的“地下铁路”中转站之一。在这种家庭氛围之中,康芒斯耳濡目染,非常关注社会问题,力图矫正大量存在的不公正现象。

康芒斯的父亲是从事印刷业的小业主,收入不能维持一家人的开销,他的母亲不得不开设小旅馆,以补贴家用。因为家境困难,康芒斯高中毕业之后,去当了一名小学教师。然而这段经历非常不愉快,以至他很快辞职并发誓再也不教小学。他也尝试了一些其他工作,但都不成功。在父母的支援下,1882年康芒斯终于凑够了大学学费,如愿进入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

奥柏林学院的思想倾向非常开放,早在1835年就已决定录取黑人学生,1837年开始实行男女混合教育,这比一般的美国大学要早一个多世纪。在废奴运动中,奥柏林学院是“地下铁路”的重要中转站。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近代教育也曾受奥柏林学院之赐。1880年代,奥柏林学院的一些毕业生结伴来到中国山西,兴建了奥柏林学堂,但在义和团运动中,奥柏林学堂的所有教职员工全部惨遭杀害。1901年孔祥熙赴美留学,就是受教会资助,先到奥柏林大学后转入耶鲁大学的。1907年孔祥熙回国,用奥柏林学院的捐款在山西举办了“铭贤学校”(学校英文名为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cademy)。

康芒斯进入奥柏林学院后,如鱼得水,广泛参与各种社会事务,调查工业生产状况,投身教会慈善事业,并于1883年加入了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印刷业工会第53分会,成为一名活跃的工联主义者。

简单来说,美国人这一时期的思想贯穿着两条线索:自由和平等。前者崇尚竞争和效率,其极端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后者注重人道和公平,倡导“进步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面对19世纪末期的社会问题,持上述两种不同主张的美国人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主张自由优先的人如钢铁大王安德鲁 · 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石油大王约翰 · 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等人,主张自由竞争,维护自由企业制度以保证效率。主张平等优先的人则呼吁限制托拉斯,反对特权,消除腐败,盯紧那些强盗大亨,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康芒斯出身于社会下层,父母积极参与废奴运动,使他的思想自然而然地接近进步主义。进入奥柏林学院的第一年,康芒斯阅读了亨利 · 乔治(Henry George)在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他虽然不赞同亨利 · 乔治演绎式的研究方法,却被其观点深深吸引,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乔治的铁杆粉丝。通过在奥柏林学院的学习,康芒斯的思想开始成形,然而,由于过多地参与社会活动,康芒斯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尤其是希腊语考试成绩十分糟糕,使他一度精神崩溃。鉴于康芒斯强烈的求知欲以及正患病的现实,1888年,学校勉强同意康芒斯毕业,并授予他文学学士学位。

从奥柏林学院毕业之后,康芒斯随即进入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读博。之所以选择该大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随理查德 · 伊利(Richard T. Ely)。伊利曾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历史主义经济学派的影响,对英美主流经济学持批判态度。归国后,伊利一方面试图将德国历史主义经济学发扬光大,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组建美国经济学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并逐步成为进步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伊利的影响下,康芒斯逐渐形成了对经济学的独特视角,为后来构建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框架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促使康芒斯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身进步运动。


明确事业方向

1890年,由于康芒斯的历史成绩没有过关,未能获得博士学位。虽然学业不理想,但他还是顺利进入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员。同年,康芒斯结婚,然而,或许由于康芒斯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态度,所以授课效果并不理想,一年以后,卫斯理大学决定不再续聘康芒斯。无奈之下,康芒斯通过朋友关系在母校奥柏林学院找到一份教职。虽然工作尚未稳定,但他却没有停止理论思考。1893年,康芒斯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财富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像亨利 · 乔治一样追问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根源,并初步提出解决方案。同年,由于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同意提供一个收入更高的岗位,所以康芒斯转入印第安纳大学担任经济学、社会学教员。在印第安纳大学,由于个人兴趣原因,康芒斯的教学更加偏重社会学。

1895年,康芒斯辞掉印第安纳大学的工作,来到位于纽约的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教书。在这一时期,康芒斯开始研究政治学问题,并于1896年出版《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同时,他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被人们视作激进分子。虽然雪城大学的校长答应,只要康芒斯不是“令人讨厌的社会主义者”,就不会干预他的授课,但由于家长和校董纷纷对学校提出异议,威胁要将学生转到其他学校,并撤回资金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理事会不得不撤销康芒斯的上司哈伊勒的社会学系主任职务,并于1899年最终将康芒斯解职。

雪城大学的教学经历虽然不顺利,但康芒斯在理论上却有了重大创新,他意识到财产并不仅仅是有形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无形的所有权(产权)。若没有无形的所有权支撑,那么有形的物质财富将无所依靠,经济的发展将丧失根基。这一思想成为康芒斯以后著作的重要基础,并为新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 · 科斯(Ronald H. Coase)和道格拉斯 · 诺斯(Douglass C. North)继承,他们分别在《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和《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等著作中予以系统阐发,并先后获得1991年和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被雪城大学解职之后,康芒斯意外地获得一个机会,研究批发物价指数,用以支持政府通过扩大采购增发货币的政策。一年以后,统计结果却表明该指数并不能实现预期目的,康芒斯随即丧失了该职务。1901年,康芒斯接受美国产业委员会(U.S. Industrial Commission)委托,开始研究移民问题,这成为他专门研究工会和劳工经济学的开端。付出巨大努力之后,康芒斯顺利完成这项研究,并于次年加入美国国家公民联盟(the National Civics Federation),研究税收和劳资协调问题。此时,康芒斯已进入不惑之年,回顾四十年的人生历程,工作频繁变动,事业未上正轨,理想难以实现,可谓诸多不顺。然而,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磨难中,他开始明确自己事业的方向,孕育自己的理论创见,并切身体会到社会下层的疾苦,了解到弱势群体的需求,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攀上研究高峰

康芒斯的家庭生活对他是一种巨大的磨难。他们夫妇先后失去了五个孩子,第六个孩子患上了偏执狂。另外,康芒斯本人的健康状况也一直不佳。虽然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他的心灵还是保持着极其难得的宁静”。1904年,在理查德· 伊利的推荐下,威斯康辛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给康芒斯提供了一个学术研究岗位,专门讲授劳工经济学(labor economics)。此时,美国的进步运动正如火如荼展开,而威斯康辛州是进步运动的策源地和实验室。1900年,福莱特(Robert M. La Follette)当选威斯康辛州长,他积极采纳威斯康辛大学教授们的意见,使该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威斯康辛州政治改革的中心。对威斯康辛大学而言,选择康芒斯无异于为该州的进步运动寻得一员大将;对康芒斯而言,来到威斯康辛大学则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自此,康芒斯的工作不再变动,进入了人生中最多产、成就最辉煌的时期。

在威斯康辛大学,康芒斯的工作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他以高度的热情,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事业,另一方面他结合改革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教训,运用自己的学识,反思已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劳工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架构。

1905年,受福莱特州长委托,康芒斯起草《威斯康辛州公务员法》(the Wisconsin Civil Service Law)。同年,结合在美国产业委员会的工作经验,他编著的《工会制度与劳工问题》(Trade Unionism and Labor Problems)出版。1907年,在刚刚注册成立的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资助下,康芒斯参与对匹兹堡钢铁业的劳工状况调查。同时,他参与起草威斯康辛州《公用事业法》(the Public Utilities Law),并出版著作《美国的种族和移民》(Races 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在一系列前期著作的基础上,1909年康芒斯发表了著名的《美国鞋匠,1648-1895年:产业革命的缩影》(American Shoemakers, 1648~1895:A Sketch of Industrial Evolution),对工业革命以来美国制鞋工人的历史及现状进行分析,“将鞋匠组织的进化与需要他们的产品的市场的变化联系起来”。1910年,康芒斯参编的十卷本著作《美国工业社会的文献史》(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出版。康芒斯对美国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以1918年出版的四卷本《美国劳工史》(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为标志,达到顶点。

随着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和持续参与社会改革事务,康芒斯逐渐成为威斯康辛州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中心人物。1911年,他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Milwaukee)组织“经济和效率局”,改革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同年,康芒斯加入威斯康辛州产业委员会(Wisconsin Industrial Commission),受命起草《产业委员会条例》。两年之后,他加入伍德罗 · 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总统领导的联邦产业关系委员会(the U.S.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指导解决美国联邦范围内日益突出的劳资关系问题。

同亨利 · 乔治不同,在参与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康芒斯及其学生通过“田野工作的形式”而非演绎来寻求事实,作为起草法案的依据,进一步上升为经济学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康芒斯的经济学是“调查经济学”。1917年,康芒斯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年度主席,标志着他的成就得到了学界的承认。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由于面临战争,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加强,社会保障、反托拉斯法等进步主义者的多项主张已成为现实。但另一方面,战争也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美国国内的多项改革不了了之,进步运动走到了尽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经济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史称“柯立芝繁荣”。表面看来,“柯立芝繁荣”归功于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但实际上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的公共政策已将进步运动与科学管理运动的多项措施囊括在内。1924年,康芒斯出版《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Legal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通过追寻英美普通法几百年来的判例,为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寻找法律线索。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并不断发展,美国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区别于英国和德国,原因在于随着时代的变迁,最高法院通过解释宪法重新界定财产、自由、价值等基本概念,为美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同时期,康芒斯依然担任众多社会职务。自1919年始,他担任威斯康辛州最低工资委员会(the Wisconsin Minimum Wage Board)委员,直至去世。1920-1928年,担任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副主任,开始探索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措施。此外,他还担任芝加哥服装贸易行业失业保险委员会(th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Board of the Chicago Clothing Trades)主席、全国货币协会会长、国家消费者团体主席等职务。

1934年,康芒斯出版代表作《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在该书中,康芒斯遵循一贯的思路,厘定交易、价值、习俗等观念在洛克(John Locke)以来的历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含义,并勾勒出制度变迁的脉络。可以说,《制度经济学》是康芒斯一生经历和思考的结晶,代表了他在理论上的最高成就。同年,康芒斯出版自传《我自己》(Myself),对自己70余年的人生进行回顾和总结。在著述的过程中,康芒斯历尽艰辛,健康每况愈下,他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制度经济学》和《我自己》出版之后,他购买了一辆拖车式工作室,在侄女的陪伴下去佛罗里达静养。由于佛罗里达宜人的气候和亲友的悉心照料,他的健康状况很快好转。鉴于其著作晦涩难懂,康芒斯“计划用简单的话来说明其复杂的思想观点”。这一计划,占用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直到去世之后,成果才由学生将其整理出版,即《集体行动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康芒斯的思想闪光点,是他关于“交易”(transaction)的论证。他所创立的制度经济学,以交易为产权分析的最小单位,替代了此前经济学以商品为分析单位的做法。“我一直在设法解决可能用什么作为研究的单位,这种单位要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这三种成分。经过许多年,我得到结论,认为它们只有在一种交易的公式里结合在一起,与商品、劳动、欲望、个人和交换那些旧的概念不同。所以,我用‘交易’作为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所谓交易,不是指物品的转移,而是指所有权的转移。所有权的转移有三种类型:谈判型、管理型和配给型(限额型)。所谓谈判型,就是基于市场行为的所有权转移方式;所谓管理型,就是基于上下级权力关系的所有权转移方式;所谓配给型,就是基于“集体上级”(如政府)法规决定的所有权转移方式。康芒斯强调,管理型交易同谈判型交易既有区别,又有一定的类似。例如,上级的命令,是通过下级的合作来实现的,这就具有谈判的成分。按照这一思路,康芒斯反对经济学只研究市场交易、不研究公司内部交易的偏向,试图打通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和法学的内在逻辑一致性。正是康芒斯的理论,奠定了对管理学的现代经济学解释方式。

1945年5月11日,康芒斯逝世。此时,德国已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回顾康芒斯的一生,他生于林肯时代,逝于杜鲁门时代,见证了美国经济腾飞的全过程。他的政策主张,已成为“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他的制度经济学创建,在当时并未引起重大反响。就在《制度经济学》出版两年以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掀起了经济学领域的凯恩斯革命,而制度经济学未能成为当时的主流。然而,康芒斯的人性关怀,他对平等的追求,已经融入了美国的思想遗产。尤其是他的制度经济创见,在沉寂多年后,通过科斯、诺斯等人发扬光大,成为公司治理与企业经营中必须关注的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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