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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  

2011-07-12 15:02:27|  分类: 封面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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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策划/执行《管理学家》杂志社编辑部

 

编者按:

关注影响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重大议题,汇聚管理学界、企业界、咨询界、传媒界的精英,传递思想、更新理念、引导变革。《“蓝海战略”之批评》、《中国式管理之批判》、《国美阋》、《管理十年(20012010)》、《中国企业家信仰》等封面文章均引起了各界的热议,更多精彩议题和文章,请持续参阅《管理学家》为您呈送的“封面文章”栏目。

 

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总挨骂?谁败坏了经济学家的名声?全国人大代表痛批四大经济学家圈钱。“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做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

    像任何群体一样,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整体,也必然会出现“龙生九子”的态势。如果因为某一个经济学家出了问题就得出经济学家的良心已死的匆忙结论,无异于看到李鸿章就嘲笑国人皆是汉奸。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持续被骂—我们姑且不论这种骂到底是出于自我利益的受损还是经济学家真的“误国误民”,一方面是因为民众自己首先铸造了神坛,然后把经济学家送上了神坛。另一方面,确如茅于轼先生所说:“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经济学家是经济理论的研究阐释者,企业是经济建设的载体。遵循伟大领袖“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导,中国的经济学家与企业,二者进行了紧密的联系,以至有人认为达到了“过犹不及”的程度。我们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联系了双方个别当事人,一起来讨论“经济学家离企业应该有多远”这一“深奥”问题。

 

 

经济学界之怪现象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林文而

 

每一个时代都有焦躁和不安,都有失落。如果是在一个发生着巨变的年代,这种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显得更为迫切。“there are known knowns,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 there are unknown knowns, there are unknown unknowns.

    在一直被认为是渐进式变革的中国,最为根本的变革是价格变革—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更新—与市场和平等交易接轨。在工资、资本以及日渐兴盛的技术、创意成为生产要素的年代,在没有经历过科学管理、真正的大规模生产洗礼的中国,这种引导变革和探索方向的主要参与者,无疑正是经济学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价格双轨制改革,“吴市场”,“厉股份”,国有企业改革,甚至大学扩招—备受争议的产业化,甚至黄金周,火车票价格,对中国移动这样的巨头的批判,反垄断,产权交易,物权法,等等不一而足,无不闪烁着经济学、经济学人的身影和思维的火花。

    毋庸置疑,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以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触角伸到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所谓“章鱼一样的经济学”;另一方面,经济建设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议题之一,为更多的经济学家提供了舞台。拥有传奇人生经历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勇敢地从宝岛台湾投奔祖国大陆,并在世界经济学的重镇—芝加哥大学学成之后,成为第一位归国的“海龟”经济学博士,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因此,在中国,经济学家看起来更应该像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应该成为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探索者之一。他们应该参与到为更多的人谋取福利的队伍中去。这是公众的期待,当然也许是一个想当然的错觉—这种错觉来自于经济学人对自身的信任甚至自负。

    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并不以为然,他们可能与一个物理学家、化学家或者生物学家一样,只醉心于纯粹的学术,“两耳不闻窗外事”。那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学思想的发现者未必一开始就怀揣“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野心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概。驱使他们的不是丰厚的千万瑞典克朗,也不是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荣耀或者财政部长、央行行长的诱人权力,而是解释问题的持续热情。芝加哥大学新闻处对经济学家(人)的分类包括:①理论经济学者,包括做实证工作的;②政策分析经济学者,包括搞调研的、做官的以及对媒体发言的;③企业经济学者,包括做经营的、做咨询的。如果媒体或者大众不能清楚地界定他们的区别,就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判断的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正如许多媒体领袖所说—我们并没有足够丰裕的财经媒体从业者—记者和商业观察家,那么这种错位可能导致,我们对某些经济学家的言论或者行为发出岩浆一样炙热的怒火。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上演。尽管,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学人本身也未弄清楚自己到底在三种人中更倾向于哪种角色。经济学人正成为中国获得“唾沫”和骂声最多的人群之一。

    我们试图“陈列”经济学界的诸多“怪现象”。我们想象这些怪现象仅仅是一种认知上的错位,但是仍然要表达对经济学人应有角色的期待。我们相信,在一个媒体与经济学人持续接触并且日益频繁的今天,每一个经济学者所发表的看法都的确是深思熟虑的,是“十年磨一剑”的精髓;其次,他们在发表观点之前,没有进行过某种不合适的交易—这种交易不是对其知识的首肯,而是在出卖社会对他们的尊敬和信任;第三,我们希望经济学人在谈问题的时候,是本着科学的精神、“兼容并包”的姿态以及“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胸怀;第四,我们渴望经济学人淡化他们的焦虑感,多一分从容,多一分自信,多一分“累死书桌”或者“讲台”的勤恳。

    的确,我们吹毛求疵。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家与国家的未来、企业的运营生态以及人民的福祉如此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界的确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当然,我们会坦诚地看待时代的局限。

 

 

非理性的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就一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吗?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已经遭受到许多冲击,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尝试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弗农·斯密斯则尝试“通过实验室进行经济方面的经验性分析”,开创了实验经济学。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新闻公报说,“传统上,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筑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和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之上,而且经济学还被普遍视为是一种依赖实际观察而不是可控的实验室实验的非实验性科学。然而,现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置身于修正和试验基础经济理论前提,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实验室里而不是从实地获得的数据。”

    不过,这是否对“在确定目标和约束条件下进行最优化选择”的“理性”定义造成剧烈的冲击,仍需观察。如果我们把利益不仅仅定义为财富,“自利”就会在更为宽广的层面成立;如果我们的目光不仅仅局限在某些单独的案例,或者在一个长期(Long term)的时间序列来观察,那么这种“理性”成立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再则,由于人们进行劳动协作,专业化和一体化加强,那么作为劳动共同体的现代组织—企业的理性就显得更为重要,更加有说服力。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理性可能类似信仰。那么他们足够理性吗?未必。

    2006年的一个论坛上。杨帆,这个自称左派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人,见到他们眼里的顽固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张维迎。他对张维迎说,“骂了很多年。”“骂得好,骂得好。”张维迎说。

    这次同台“竞技”并未终结他们的“骂”。相反,张维迎在这次论坛上发表了他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这篇文章提到“理性思考”的人至少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当然在现实中,每一项政策起步的时候,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位置,变革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要做到完全超脱是很难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强调理性思考的重要性。至少对学者来说,应该做到超脱,否则,就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

    第二,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可行的替代政策(alternative)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一些哗众取宠的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

    第三,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讲事实,摆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用个案推出一般结论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第四,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使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受益,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

  

    姑且不论张维迎的看法是否正确,张维迎如此大张旗鼓地来谈一个学者本应具有的常识或者说基本素养,本身就映射出理性思考的严重缺失。事实上,张维迎在自己尚且并不“风光”的时候就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早在1996年,他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所有制,治理结构和委托代理关系》中就专列了一节,批判崔之元博士:

    崔之元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但当他在不同学科之间天马行空般地穿梭时,他似乎忽视了理论研究应该遵守的基本逻辑推理。事实上,他常常是用文献或事实引证代替逻辑推理……崔之元常常从一个案例就引申出一套理论,动辄说某某理论出现危机了。他对河南省南街村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推崇就说明了这一点。你当然可以找出一位没有双手靠脚趾画画成名的人,但你怎么能由此就说所有想成为画家的人都应该把手剁掉呢?

  

    我们达到理性思维的边界之前,就呼吁直觉的意义或者“有限理性”。如果关心社会事务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我们坚信当代知识分子还保留着某种治世情结,那么这种假设就是完全合理的)都无法进行理性思维,那么,社会的前途和未来无异于掌握在赌徒手中。尽管理性是有限的,但是“有限”本身也是有限的。

    经济学家在论争的过程中不讲逻辑的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以意识形态的高度来打压/攻讦异见者。最近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发表的一系列关于西方经济学和改革的言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何伟老师撰文指出:“真正理智的经济学家,不是靠打棍子、戴帽子,煽动情绪,表示愤怒;而是靠摆事实、讲道理,以机理分析来服人。马克思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恩格斯也指出:‘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

外行评定内行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思潮的研究者丁学良在2005年时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语惊天下—

    问: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不过,随后丁学良就不得不做出“让步”,缩小打击面,“这个讲法并不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另外,这个讲法也不包括现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大学经济系里任教、目前暂时回到国内兼职的教授。”

    对丁学良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不过,更多的则是媒体的新一轮炒作。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就对此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评定经济学家或优秀经济学家或大经济学家,是以他们的学术成果、由经济学同行认定的,而绝不是靠什么民意调查;更不是一个另外专业的学者可以指手画脚的。”“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隔行如隔山,不懂经济学的人应尊重经济学家,正如尊重科学家、作家一样,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对丁学良的批评,也有人较真。“丁学良在批评中国经济学家的同时,他自己也应该深入地、严肃地自我批评,因为他没有对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情况做任何深入调查,就随意地下定结论,不仅在社会上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形象造成很坏的影响,而且把社会舆论从中国未来改革需要真正关注的矛盾引导到关于中国经济学家可信度、为哪个利益集团代言等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上。”这个批评者是在查阅了《美国经济评论》(AER)、《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等知名杂志的数据库之后得出上述结论的。该作者的结论显示,依照丁学良的标准,林毅夫、海闻、王一江、邹恒甫、赵耀辉、霍德明等教授均是合格的经济学家。

    也许作为行内人,最近风风火火的邹恒甫研究员的“痴人妄语”或许更能够说明国内经济学家的现状:“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屁股与脑袋

    屁股决定脑袋,看起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对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个最“致命”的“攻讦”正是“经济学家先富起来”。有文曰“经济学家江湖里大款多而大侠少”。作者不无愤激并以“回头是岸,立地成佛”的口吻写道:“靠出卖良知,靠伪经济学说,靠说假话,靠出卖公众利益乃至国家的利益,虽然得逞于一时,辉煌于一时,但最终声名狼藉。”

    关于经济学家们的“赢利模式”和收入来源主要有:

    ◎ 讲课费:一流经济学家2小时1万,二流经济学家5000元;

    ◎ 咨询费:在各地方政府、各企业担任着顾问,按月固定获得收益;

    ◎ 项目费:帮助企业或政府做一些资本运作的项目,一般都是根据标的来提成的;

    ◎ 稿费:给报纸杂志投稿或写书,一个普通的分析师出一本书的收入就高达六位数,更不要说我们的大腕们了;

    ◎ 为利益集团服务:一个独董收入在2万~20万元不等。

    尽管这些分析的某些数字值得怀疑(也许更多,当然也可能更少),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的确看到诸多经济学家像明星“走穴”一样出席各种由企业主办的论坛,并且发表许多“受欢迎”和赢得“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的言论。

    最受争议的是经济学家充当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从独立董事的职能设计和国际惯例来看,聘请管理专家担任独立董事更为合适。“经济学家可能为企业领导提供关于宏观环境和走势的富有意义的分析和指导”,但是一般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对一家具体的企业的运营说出有意义的建设性意见。“他们离我们的企业实际太远。”一位企业家在接受《管理学家》采访时表示。因此,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就是,经济学家出任独立董事时所获得的报酬不是自己的知识、见解或者创意,而是自己的“名声(名望)”以及可能存在的与政府的关系。独立董事成为花瓶的种种现实也为此做了注脚。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的确是,经济学家与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在中国社会,由于市场经济制度仍待完善,权力仍然在市场准入、融资以及其他许可证颁发方面占有重要的位置。一位企业创始人曾经赤裸裸地向记者表示,“他们说了,20万,许可证拿走!”

“新闻经济学家”

    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年代,财经媒体和经济学家相互需要。“新闻经济学家”的诞生也属应运而生。

    记者一直好奇于那些所谓的左派或者非主流学派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观点的。记者如愿约见到了这样一位代表人物。

    他的回答让我大跌眼镜。“我的出名完全不是因为我的研究,而是我发表的那些‘左派’经济学家言论。”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媒体傻到被这些经济学人利用,那么就一定是二者的合谋。被访问者获得名声,更准确地说,是注意力;而媒体也获得了被关注度,高的转载率,或者点击率。如果不忌惮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也许某些所谓的大论争不过是三方共谋而已。这位非主流经济学家承认大多数非主流经济学家水平都很低,甚至对自己同一战壕的“队友”所获得的博士学位也不屑一顾。

    如果以此判断进行分析,那么有理由相信许多经济学家在面向媒体所出之“不逊”之言,就有自我炒作之嫌。这就与当下娱乐圈为了博上位不惜制造各种“绯闻”或者八卦新闻异曲同工。

    当然,另一种可能的是,对于敏感事件的参与和发言也可能使得经济学家处于风口浪尖。所谓“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或如茅于轼先生所说:“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吴敬琏研究员在今年年初发表“火车票价格应该上浮”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张维迎发表的关于改革开放官员利益受损最多、茅于轼对于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把房价视为政治问题的诸多言论,所遭遇的网络唾沫和难以计量的反驳与批评,也是这种“新闻经济学家”的典型代表。

    当然,在住房日益成为居民们头疼的大事情之一的当下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易宪容教授所发表的各种惊世骇俗的言论恐怕就得另当别论了。他始终站在房地产商的对立面,发表诸如“像上海,房价应该下跌50%,北京房价也应该下降30%”之类言论,可以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久前,社科院某领导认为易宪容“不务正业”—作为金融发展与制度研究室主任,大半时间精力都放在了房地产业的研究上,因此易宪容“引咎辞官”。尽管房价依然快速增长,但是易宪容所受到的质疑却远远没有茅于轼或者吴敬琏等人多。

经济学界的“方鸿渐”

    方舟子是国内学术的“打假英雄”,备受关注,亦备受争议。新语丝是其打假的重要阵地。在2005年,新语丝登载了一篇关于国内某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涉嫌抄袭的帖子。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向中国《经济学季刊》揭发了国内两知名大学的两位教授涉嫌抄袭其1992年的一篇论文。“剽窃痕迹明显,证据毋庸置疑。(二人)把他人的成果据为己有,大量抄袭我作品中的内容和图表而不加注明。在专业的学术界,有众所周知的国际学术行为标准。剽窃,尤其是如此之明显剽窃,直接严重地违背最基本的学术标准。这属于盗窃,简单、明了,必须予以纠正。”《经济学季刊》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其主编是中心的姚洋教授。

    对此,姚洋做出了回应,非抄袭,而只是学术上的不规范。但是批评者认为这个回应太过牵强,并且有非学术的因素在其中。首先,既然学术不规范,那么无疑是《经济学季刊》自取其辱。匿名审查能通过这样的文章,显而易见是自我掌嘴。那么《经济学季刊》为什么又要这么做呢?其次,被指控者的院长身份值得关注。

    另一个案例就显得更加具有代表性了,如果其所述事实为真。近日,“声名鹊起”的邹恒甫指责张维迎“学弟”伪造了自己的简历—当然主要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的部分。一是张维迎在其中文简历里声称自己在1992年获得了硕士学位,但是邹恒甫却通过“取证”认定张是在1994年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二是张维迎声称自己获得了George Webb Medley Prize,而邹恒甫旁征博引地说明这是谎言。邹恒甫在其博客中“近乎癫狂”地写道:“从1995200712年多的时间,一位北大教授,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XXX第一人,XXX年度经济人物,编织了一个谎言,导演了一场骗局,欺骗了无数经济学学子和同行,当其站在台上给学生和企业界人士大讲诚信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脸是否在发烧。” 

“经济学家的吹捧范式”

    “我算是见识了学者之间的吹捧是何等的高明了。”

    一位刚刚听完林毅夫讲座的媒体同行对记者表示。林毅夫在2005年接到了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20072008年度讲座的邀请函。他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事实上,1985年,当林毅夫还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他的老师卢卡斯教授就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做准备。应该说,能接收到这样的邀请函的确是意义重大,也的确是对林毅夫的肯定。

“但是,他们的吹捧太过火了。”

    他显得有些愤激,“与我想象中的学者之间的欣赏是完全不同的。”有一个评议人甚至专门做了一个PPT来分析林毅夫为什么会收到马歇尔讲座的邀请函,并且他还不时地提到所谓的“林氏定理”。

    “我记得‘科斯定理’(这个词)也不是科斯本人提出来的,好像是斯蒂格勒教授的‘功勋’。”

    这位经济学科班出身的记者颇不以为然,“毕竟那是科斯,或者是斯蒂格勒。”

    “也许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吹捧范式。”

    如果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文人相轻的话,那么这种“近乎肉麻”的吹捧可能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的确,当林毅夫讲毕,第一位评议人花了相当长的时间(50%)来阐述马歇尔讲座与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间的相关性。“从1946年开始,该讲座每年从全球著名经济学家中挑选出一位作为主讲人,赴马歇尔讲座的经济学家中已有14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刚刚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马斯金是去年马歇尔讲座的主讲。”

幸运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只是一种气氛的调节器。因为,当那些“鼓吹”者“正儿八经”地宣讲林氏定理的人话音未定,听众便笑声一片;而当另外一名评议人对林毅夫的分析和逻辑表示异议时,听众是掌声一片。尽管听众的掌声/笑声看起来仍然是一个“外行评定内行”的表现。

 

欢迎对《管理学家》杂志社的文章提出建议或投稿,联系邮箱:guanlixuejia@gmail.com

 

    《管理学家》杂志社在本期专题中对经济学家进行了解读和采访,更多文章请参阅:

    《经济学家离企业应该有多远》  马海宽 邓中华

    《经纪人理性与公共知识分子》  马龙行

    《经管分家》  莫士

 

经济学家离企业应该有多远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马海宽 邓中华/采访整理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经济学家是经济理论的研究阐释者,企业是经济建设的载体。遵循伟大领袖“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导,中国的经济学家与企业,二者进行了紧密的联系,以至有人认为达到了“过犹不及”的程度。我们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联系了双方个别当事人,一起来讨论“经济学家离企业应该有多远”这一“深奥”问题。

    200510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表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一石激起千层浪。为了推波助澜,两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讨论仍然借此展开。

合格经济学家的标准

王建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说世界上的经济学家合格的有几个没有意义,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的评价标准,你完全也可以说合格的一个也没有。

    按照丁学良的标准,界定了在哪些西方学术杂志发表文章算数,界定了需要发表多少篇后,我们当然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来到底有多少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可以得出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结论。但是,经济学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西方的研究模式进行,是不是只有西方这样一种研究模式,这是存在疑问的。而且,所有的西方学术杂志其实都是被少数人控制的,发表不发表你的文章他们说了算,有一个有形无形的圈圈。有没有经济学知识,逻辑上也并不能用发表不发表文章来评价,不能说没有发表的就一定比有发表的差,很多人的研究成果从来没有发表,却最终以一本专著成名。中国的经济学家也不一定非要到美国去发表,这和投稿有关系,很多人不向那里投稿。很多中国人不懂英文,难道经济学水平的高低,要用英文水平来衡量?

    问题在于,中国现在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不论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都不会是合格的经济学家。中国很多经济学的成名,是靠媒体炒作。鸡爪子也是一票,很多人是被外行炒成了内行。还有,就是有些人水分很大,本来只有半桶水却被吹成了一桶水。有很多人并不是学问做得好,而是利用权力与媒体的结合来成名,靠讨政府的欢心,说政府爱听的话而成名。权力和媒体的力量很大,就像火箭,但却往往把一颗子弹当做核弹推了上去。子弹成了名,而有些核弹却因为没有火箭助推而沉了下去。所以,在中国,好经济学家并不一定出名,名气大的不一定是好经济学家。

    我比较喜欢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易纲、樊纲,张维迎也不错,只是被夸大了一些,邹恒甫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和宋国青理论上的成就差一些,但对中国的实际非常了解,还有余永定;另外,茅于轼和盛洪也非常不错,只是距离权力中心比较远,没有人去捧;汪丁丁也还行,只是哲学化的东西多了些。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首推厉以宁,相比而言吴敬琏稍差一些,董辅    也很不错。在整个华人圈,经济学家首推张五常、黄有光、杨小凯。如果根据发表文章的引用率,黄有光第一;如果单论某篇文章的分量,张五常第一;如果以系统性原创性来评价,杨小凯第一。还有就是邹至庄(美国的计量经济学家),林毅夫,钱颖一,田国强,王一江,徐滇庆等。汤敏和左小蕾也都不错,毕业于很好的学校,有一定的经济学素养。如果从发表文章上来论,是邹恒甫、钱颖一、田国强、王一江、张新、文贯中。

易宪容(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丁学良的评价没有意义,因为丁学良根本没有界定什么是经济学家。丁学良采用欧美国家的标准,那么,他应该到欧美而不是中国来套谁是合格的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要拿欧美的标准来套?这对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有什么意义?

    我个人认为,在华人中,张五常绝对是成就最大。第二是吴敬琏,然后是钱颖一,周其仁,张维迎。我评价的标准:第一是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就是对经济学(知识以及体系)的贡献,第二是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不但要传播经济学知识,而且还要产生很大的影响,改变了这代人的思维的框架,改变了社会的观念、理念。吴敬琏就不用说了,张维迎的《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学经济学的)大学生有几个不读?

左大培(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合格经济学家,暗含两个标准,其一就是经济学家必须为社会整体利益考虑,第二则是西方的一套学术标准。具体的就是,得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R)、《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政治经济学季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PE)和《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QJE)等几个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国绝大多数著名经济学家,按这两个标准,确实是不够格的、 不合格的。首先,从为社会利益考虑的角度,很多人就不够格。另外,据我所知,中国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的只有林毅夫、钱颖一等几个人。

    说张五常华人经济学家中成就最大,根本谈不上。张五常有没有成就?有成就。按西方的标准,成就的大小就是看论文的引用率。刚才我说的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那是潜规则,真规则是看论文的引用率高低。张五常的论文是有一些引用率,但张五常论文的引用率还不如黄有光的。中国人不走正道,专走歪门邪道。张五常早就和张维迎说,说咱们中国人要懂诀窍,就是要互相引用,提高引用率。

    在中国,经济学家到处乱讲,媒体一报道,就会知名,就会有影响力。所谓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这么一拨人。老实说,包括我,我自己现在的名声,肯定不是由于我的学问,虽然我并不贬低自己的学术水平。我出名就是因为敢讲,因为是左派,讲的都是左派言论,讲的都不是我工作所做的学问。著名经济学家到处乱讲,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讲的与他们的研究不相关,不是那些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可以拿出来的干货。

向松祚(华友世纪创始董事长、经济学博士)

    丁学良的评价是很随意的,是没有根据的。我个人很难说有几个经济学家合格,坦率地说,我没有资格评价谁成就最大。道理很简单,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庞杂的学科,领域非常多,我们不可能都熟悉。有些人的成就我可能不知道,还有些人的成就可能根本就没有发表。论文发表的数量、媒体的曝光率,上镜的次数,博客的点击量等,都不是评价一个学者学术成就的好的指标。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只能由该学术圈子内的少数人来评价。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真正在经济科学上有贡献的是张五常。他是有原创性贡献的,这不仅仅是我的个人意见,这是全球经济学界公认的。张五常被公认是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五常的全部学术著作我都研读过,我写过《张五常经济学》的研究专著,主编过《五常思想》,我对张五常思想的脉络有研究,所以我还有一点点资格来评价他的学术贡献。老一辈经济学家,我比较熟悉并且研读过其著作的,是张培刚先生,他的“农业与工业化”是有贡献的。其他人我不了解,就无法评价。张五常教授和张培刚老师,他们两人的著作我是非常认真地拜读过的,也拜读过相关领域的其他文献,所以我知道他们的贡献在哪里。高鸿业、厉以宁等,他们翻译了西方的名著,介绍西方的学问到中国来,这是有作用的,但这与学术上原创性的贡献,是两码事。我们翻译了马克思的著作,解释了资本论,但我们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贡献。

赵海均(春都集团董事长)

    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是那些对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方式做出科学见解、分析的人。知名度高、对公众有影响力不一定就是合格的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对于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高尚全、吴敬琏、刘国光、董辅   、林子力、马洪、厉以宁等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蒋一苇、马洪、高尚全、吴敬琏、厉以宁、刘诗白、周其仁、张维迎等做出了贡献。单从学术上来讲,新一代的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等实力最强。

孙大午(大午集团所有人、监事长)

    我了解的经济学家不多,但我认同茅于轼、陈志武,如果说影响力和知名度,我想到的还有张维迎和樊纲。我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有客观性和独立性,其立场应该是客观中性的,其观点学说应该是带有普世性的,是市场经济取向的。另外,合格的经济学家应该是经国济世,而不是经政济私或者说经商济家的。

经济学家的角色:公共知识分子?科学家?政策阐释者?

左大培

经济学家就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专业意见时,首先要过自己的良心关,掂量掂量自己是否是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第二,要讲专业的话。自己不太懂的领域,最好少讲甚至不讲,因为公众不需要。现在的西方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没有哪个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所有领域都是专家,在一两个、两三个分支领域是专家就很了不起了。1992年,高小勇在美国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很多人面对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提问,直言没研究无法回答。中国有些经济学家之所以对很多问题都喜欢发表意见,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是崇拜通才全才。西方则认为,一个人的精力能力有限,能在一个领域做好就很不错了,社会需要进行越来越专业的分工。分工的专业化程度,决定一个社会的文明发达水平。

    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台湾的,很多一开始是踏踏实实跟着西方学的,但最终没有几个能真真正正做研究。为什么?诱惑太多。台湾社会诱惑太多,中国大陆诱惑更多。不管你随便做一点什么事情,名啊、利啊就都来了。于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可以什么事都不用、都不要、都不必做了。中国人并不是不聪明,而是把聪明才智用到了四面八方,用到搞关系捞好处上了。

易宪容

    公共知识分子要符合三个基本条件:具有专业知识,秉持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有批判精神。所以,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是公共知识分子,但多数经济学家不在公共知识分子之列,这个我们要界定清楚。

    经济学家可以为政府服务,为企业服务,为个人服务,在大学做学术,等等。经济学家怎么做都没关系,只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表达清楚自己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到底是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为政府、为企业、为某个人服务。如果我说我是微软公司的经济学家,那么,至于我赚多少钱,我怎样为微软服务,那都是我个人的事。

向松祚

    如果你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你得承认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科学家。科学家也有权利对所有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像爱因斯坦可以就爱情、婚姻、家庭、股票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经济学家首先是一个科学家,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科学研究分开,把自己的感情利益偏好和自己所探索的科学真理分开,把自己的牢骚和阐释的科学真谛分开。

    经济学家必须首先尊重真理,这是科学家的责任,更是科学家的基本素质。你不能因为公众喜欢听什么就讲什么,或者某些公众为了自己的利益希望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你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讲什么就讲什么。我相信任何一个真正的经济研究者,绝对不是为了要替某些人讲话而去研究的。许多科学家的传记表明,兴趣永远是最好的老师。研究结果出来之后,经济学家希望政府按照自己所揭示的真理去做,那是人之常情。马歇尔说:“我承认,我一直有为政府的政策提建议的冲动。”但这是真理探索出来之后的事。马歇尔又说:“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会单纯地为了给政府政策提建议而去做研究。”

王建国

    经济学家不应该依从于任何组织,经济学家与政府的关系,就是独立学者与政府的关系,就像物理学家与政府的关系一样,只不过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是政府也普遍关注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只应该站在第三者的角度,逻辑地去评价一件事情。在给定的前提下,结果会怎么样,至于要不要怎么样,不是经济学家要处理的问题。如果你要解决污染问题,那么我通过研究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才能解决污染问题,至于要不要解决污染问题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当然,对于那些被政府雇用的经济学家,那就是要诠释政府的政策,因为这是你的职业。

    经济学家研究效率和公平(平等)的问题。当你研究效率的时候,是价值中立的,不应该涉及利益分配问题,这是政治家的事情。经济学家只研究如果要实现某个效率那么应该怎样,至于应不应该这么做,政府会不会这么做,不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经济学家在研究公平问题时,一般会带有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应该是站在全国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而不是站在某个利益集团的角度去看问题。

    美国的经济学家更像纯粹的学者,完全独立于政府,他们的思想观念完全不受政府的约束和影响。中国的大学不独立,造成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格不独立,有依附感,会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另外,就是我们的学者,知识分子的人格不纯粹,独立人格有缺陷,掺杂着各种私欲,会去拍马屁、抬轿子、锦上添花。有些人的兴趣不是完全集中在学术上,很多人甚至把学术研究当做谋取权力、利益、名誉的手段,把经济学当做了工具,超越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本分。

质疑经济学家出任独立董事

王建国

    请经济学家出任独立董事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请的独立董事几乎都是经济学家,有时候可能更需要会计师、审计师等专业人士出任独立董事。企业不清楚经济学家的专业领域和能力都是有限的。经济学家只能就企业运行的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提供建议,经济学家不研究企业的内部管理,与企业内部管理一丝关系都没有。企业请经济学家出任独立董事,可能是为了其他目的,比如说为了与政府拉近关系—利用的是经济学家的关系资源而不是专业知识。还有些上市公司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相关法规和证监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作为自然人,有自己的需要,既然有人请,那为什么不去呢?经济学家作为个体的人,同样是比较复杂的。

向松祚

    首先,法律对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有规定,任何人只要符合这个规定,就可以担任独立董事,这是法律界定的问题。第二,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必须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如果你做了独立董事后,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乱讲话,或者制造假的消息,或者利用自己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你本身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另外,经济学家做独立董事,并不意味着他要站在这个企业的立场上讲话。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科学家要特立独行,要独立自主,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经济学家出任独立董事不但有钱可以赚,而且还有助于自己了解企业的运营,了解经济的运作。其实,即使第一位的动机是经济学家想赚钱,那也没有什么错,只要不违法就可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在批评一个人一个社会现象的时候,我们不能把道德因素等同于法律要求。

孙大午

    独立董事不独立。既然不独立,董事也就不董事(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由其董事会决定聘请谁不聘请谁、决定独立董事的薪酬待遇,所以被聘请者很难发出独立的声音,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吃谁向谁,谁请的就替谁说话。学者要做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前提是必须首先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如果你的饭票在别人手里,你的政治生命由别人来决定,刀把子在别人手里,你就很难做到独立。海瑞很难得,所以几千年来就只出了那么一个海瑞,我们尊崇海瑞但无法(很难)学习海瑞。如果将来大午集团上市请独立董事的话,一定是由监事会来请,而不是由董事会来请。现代企业治理的理念应该是分权制衡,如果不能把这种理念融入到公司治理的架构中去,独立董事就很难发挥作用。

    企业聘请经济学家出任独立董事,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是因为经济学家站得高看得远,其对宏观经济形势走向的把握,对经济前景的分析预测,从宏观上对企业有指导作用。企业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经济学家的知识面比较宽,从这一点来说,比会计师审计师更适合。另外,经济学家的知名度很高,企业即使不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只用经济学家的名声,也可以装点门面,使无形资产增值。

赵海均

    经济学家参与到企业包括到上市公司的实践中去应该说是件好事,可以深入了解现代企业的运做,特别有助于了解证券市场的情况。近几年来,因为缺乏对现实的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很少有富有远见的见解。因此,我并不反对经济学家出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问题是有些经济学家并不是出于这个目的,而是为了经济利益或者像明星一样走穴。

    前几年,国内的一些企业邀请经济学家出任独立董事,主要是出于社会对知名人士的崇拜。我认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更适合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方面的专业人士出任。实际上,在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上,经济学家能提供的帮助很少。根据春都集团当年与外商合资的经验教训,企业的经营管理还是应该依靠职业经理人和律师而不是经济学家,这一点我们应该向外商学习。

经济学家离企业应该有多远

向松祚

    经济学分析人类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几乎所有的领域都用得着。公司、政府、军队都会雇佣经济学家。在中国,那些高科技公司,比如说华为,也雇佣很多经济学家。其实,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经济学里面的很多原理很多真理很多规律,早就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工作中去了。具体到某个经济学家个人对某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有没有帮助,那就因人而异了。

王建国

    经济学家的学术研究,与(具体的)企业的经营管理距离比较远。经济学家的学术研究,主要是针对整个社会如何运行的,是关于整个社会的,而不是企业内部的。严格来说,经济学对政府比较有用,对企业了解外部的(经济)环境有用,对企业内部的管理丝毫用处没有。

    在大企业,确实也需要经济学家的意见,经济学家能就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提供建议,能够为企业提供政府将会怎么做的建议,帮助企业了解政府的政策及宏观环境(企业毕竟是运作在宏观环境与政府行为当中)。另外,对于一些大型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原因,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其影响巨大,比如说汇率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经济学家在这种情况下被雇用,做的还是经济研究工作,而不是管理工作。现在确实存在一个企业的判断问题,企业对经济学不了解,不清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区别,不知道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领域不同,所以他们请错人。很多企业把经济学家当做管理学家来请,寄希望于解决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是错误的。经济学家就应该去做研究、去搞本行,而不是去企业演讲,去做一些不相干的事。严格来说,经济学家应该与企业的关系不大,与政府的关系则比较密切一些。

左大培

    在西方,企业基本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就是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就是要赚钱。经济学家的本行不是为企业牟利,不是为个别具体的企业牟利,经济学家的本行是为社会牟利。亚当·斯密虽然讲看不见的手,讲个人赚钱了,整个社会也就丰裕了,但是,亚当·斯密讲这些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从增进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的。如果只讲个人利益只讲个人赚钱,谁还会关心社会变好还是变坏?好和坏的标准,不是多少人赚了多少钱,而是整个社会变好了还是变坏了。经济学家应该首先实事求是地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然后告诉政府制定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制度才能让市场经济更好地运行。在西方,如果一个经济学家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几个人几个企业赚钱,那他不叫经济学家。所以,科班的经济学家往往就是纯粹的大学教授,整天在做研究在做模型,他们往往与企业保持很大的距离。

    企业利益是社会利益的组成部分,二者密切相关,不排除经济学家为着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为企业利益考虑,但绝不是考虑某个或者某几个具体企业利益。所以,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经济学家,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帮企业赚钱。他们是从宏观层次来考虑如何调节企业行为的,具体企业如何赚钱,经济学家不知道也不必知道。西方正统的经济学家,是通过研究经济运行的规律,来给政府出主意,这是从亚当·斯密以来的传统。亚当·斯密讲看不见的手最有效率,也就是无为而治,也是为政府出主意,是经济学家为政府出的一种主意。

    在西方,不仅企业,工会也雇经济学家,工会有工会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一旦被雇,在讲话的时候,尤其是在以被雇单位经济学家的名义讲话的时候,行内也认为是有一定色彩的。从职业精神来讲,你不应该讲被雇单位的坏话,不能说工会雇你你还反过来骂工会。斯蒂格利茨曾批评自己的雇主世界银行,结果被解雇了。但这却是一个真正经济学家应该做的,斯蒂格利茨虽然受雇于世界银行,但他更是一个经济学家,他认为世界银行的做法对社会不利,认为《华盛顿共识》有问题,就是要批评。这说明受雇于企业或其他组织,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本身是有矛盾有冲突。这时候,你就面临选择就要做出选择,选择是不是要做一个真正的纯粹的经济学家。

    中国有一大帮经济学家讲管理,对企业的具体经营管理指手画脚的问题在于:首先,你坏了行规,你背叛了经济学;其次,你不够格,你不懂企业经营管理。企业经营管理是商学院的事,这在美国分得很清楚,经济学院和商学院是两家分开。实话实说,不要说经济学家,在中国,就是专业的管理教师,我也怀疑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到底有没有资格讲管理。你在企业做过没有?你有没有在企业的实际管理经历?管理源于实践,也必须扎根于实践,最成功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就是案例教学。

孙大午

    我接触过不少经济学家,和他们都是朋友,但说实话,在企业的具体经营管理上,我从来没有听从过他们的建议。他们的忠告和建议,距离我的企业太远,他们有时候就是习惯了下车伊始,指指点点。一个企业发展得好,自然有自己的道数,经济学家的经验可能在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有用,但一定不是全都适用。一旦根据经济学家对经济的宏观分析来指导具体的企业经营管理实践,很难适用,我没有觉得哪个经济学家朋友的建议对大午集团的运营起到了作用。对于经济学家,企业可以聘请他们做顾问,顾他问他,用他们的专业知识,而不应该让其参政议政,而不是让其起监督作用。这应该是企业与经济学家的正确关系。

    经济学家的基础并不是经济,而是政治,政治学家的基础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对企业,经济学家应该关心的是其制度建设,这属于政治范畴。一个企业,如果制度建设上不去,其赢利就不可能持久。经济学家撇开政治谈经济,就会走向经政济私。我们说市场经济使公众的道德大滑坡,义和利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金钱面前,义理道德都黯然失色,都在崩溃。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西方的经济学家一定会研究本国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把义利分割是一个误区。利必然以义为归宿,义必须以利为基础。企业赚钱必须有意义,没有意义财富就不可能产生,义和利不可能是背离的。“垄断是为人民服务,特权是为了大家好”,我们把垄断把特权贴上了义的标签,才使得潜规则盛行。经济学家不应该去诠释这些标签的正当性,不应该投赞成票,不应该在这种所谓义的基础上去谋取自己的利。道必然产生德,因道而德立,有道必有德,德从道而来。现在你这种德不从道而来,是从特权而来从垄断而来,就必然使商人走向投机取巧歪门邪道,必然走向潜规则盛行。经济学家不应该做这种投机取巧者的高明军师。我不认可这种经济学家,他们经济上不能独立,思想上也不能独立。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很难提供普适的经济理论来指导企业,我如果听从这样的经济学家,我的企业就必然会变成一个赚钱的机器,也就是我们经济学家所宣扬的,企业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组织。

中国经济学家的信仰与挑战

王建国

    我们的挑战是,怎样把现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理论。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市场经济,逻辑上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西方的现代经济学,但我们的制度体制与西方经济学适应的前提不符,所以我们需要用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然后得出一些新的结论。像丁学良邹恒甫开口闭口都是西方经济学,以为不在那里发表文章就不行,这是不对的。但是,认为中国只能搞中国的一套,这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研究方法是落后的。

向松祚

    探索和追求科学真理,应该是经济学家的第一信仰。

    从科学发展上来看,我个人对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很失望。我们还要不要《原富》(即《国富论》)?当然需要,但只有《原富》是不够的。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被誉为奇迹,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揭示其中的规律,应该有很多原创性的贡献,但我们还没有看到。所以,解释中国的制度变革是重大挑战之一。张五常、林毅夫、张维迎等做了许多研究,但还不够。我们没有看到能够影响学术发展的重大贡献,我们期望中国能出现像亚当·斯密像马克思这样的大师。我们应该学习英国,英国在各个学科都能人才辈出,大师迭现。

左大培

    在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中,经济学家起码要有一个为社会利益考虑的立场。就在为社会利益考虑的大前提下,还是会有很大分歧,在为“有没有一个社会?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社会利益?”等问题争论不休。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就提供了不同的两条路。但是,有没有为社会利益考虑的基本意识,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自由派只看到了西方成功地进行了城市化,却没有看到拉美的失败。其实,自由派学者根本不了解西方社会,西方社会绝不是他们所声称的个人社会,经典的欧美社会时是一个很有集体感团体感很团结的社会。他们通过基督教文化,很奇妙地组织了起来。很多事不是通过政府,而是通过民间的互助自动地就解决了。西方社会的自由的境界,就像七十岁的孔子,“随心所欲不逾矩”,中国人、中国的社会是达不到的。孙中山深有体会,他在游历了西方国家后,感慨地说中国是“一盘散沙”。欧美社会的基础就是韦伯所说的新教精神。韦伯碰到一个美国商人,商人说,我只和信基督教的人做生意,因为一个连上帝都不信的人,你怎么相信他明天会给你汇款?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缺乏类似的东西,但在我们如今的社会中却得不到遵行。

易宪容

    我希望经济学家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可能吗?我们都希望经济学家为社会利益鼓与呼,为大众服务,但这只是个理想,是没有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不能以一个没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来衡量经济学家群体的对与错。

    另外,我的愿望也只是我的个人意见—经济学家没有必要遵照别人设定的标准和模式去走去做。经济学家可以信仰社会主义,也可以信仰基督教,这都不重要。一个人的行为好不好,由社会来甄别。市场经济就好在这里,每个人都在说话都在做事,但由市场来评判你的行为好不好。社会在选择的过程中,会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

赵海均

    经济学家的任务应该是深入了解现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症结,以便为政府和决策者提供更有前瞻性的建议。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在迈过照抄照搬西方经济理论的初级阶段后,却未能建立起新的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经济理论。长此以往,在中国创造举世瞩目经济奇迹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将看不到经济学家们的真正贡献。实际上,如果抛开表面的喧嚣,近三四年来,经济学家已经或者正在被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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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人理性与公共知识分子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马龙行

 

经济人理性的滥觞

    有人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经济人理性是现代经济学的公理。既然是公理,本身就无须证明,更重要的是不允许有例外。如果拿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做一下验证,我们就会知道此言不虚。中国经济学家热衷于“学而优则仕”,热衷于验证“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等等,都是经济人理性的明证。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学家良好的职业道德—他们在自觉地维护着经济人理性,存在着主观故意,是方法论中应该排除的当事人或者说叫利益攸关者,那么,这种主观故意本身就证明了中国经济学家的经济人理性。维护经济人理性的基础,就是维护整个现代经济学宏伟大厦,就是维护这栋大厦的主人们经济学家的利益。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聪明的中国人,自然是学到了祖师爷的精髓。

    但是,也有个别冥顽不化者。天真的邹恒甫先生似乎有些孩子气,几个月来像堂·吉诃德一样大战风车,批评以张维迎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不务正业只为稻粱谋,企图以个人之力对抗中国经济学家整个群体。网上双方各有一批拥趸为心目中偶像和英雄论战,虽然说现在有一方好像占了上风,但联系到现实中完全相反的双方力量对比,孰是孰非,依然让人有如雾里看花。

    真相究竟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邹恒甫本人也是在实践经济人理性,这没有错,但只是公理划下来的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说,没有事实可以验证的含义,没有解释力。就像你可以说一个人自杀,是经济人理性,是因为死亡对他来说更便宜,他可以不用还毕生也还不清的债务,他可以不用忍受自己认为比死亡更可怕的痛苦和恐惧,等等。只是,我们还是可以质疑:生还是死,只是一个问题吗?

    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是万物之灵,是大地的主宰,替上帝管理这个世界。人堕落之后,自己的欲望成了自己的“上帝”。根据马斯洛的理论,人的欲望(需求)由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人们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之前,总是尽力先满足低层次的需求。生理需求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若不满足,则有生命危险。当一个人存在多种需求时,总是缺乏食物的饥饿需求占有最大的优势;当一个人被生理需求所控制时,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都会被推后。有人认为,中国人都穷怕了,所以生理需求的满足尤其重要,中国经济学家自然也在其中。邹恒甫是因为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时间久了,腐败惯了,所以他的生理需求才显得不是那么迫切。假以时日,中国的经济学家自然会上升到满足自我实现需求的高级阶段。有人根本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不但是在误读马斯洛关于自我实现需求的定义,而且是在强奸中国经济学家的民意。君不见,中国经济学家们正在努力把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最大程度,以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

    有人说:存在即合理。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找到其存在的理由,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关键在于“理”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哪个“理”才是合理的。法西斯从人类普适性价值观上讲是不合理的,但它既然存在过,就说明它符合事物发生的规律,它消亡,也是在事物消亡的规律中消亡。所以,如果我们混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我们永远不可能弄清楚事实的真相。

    有人主张用“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解,用市场来解决发展中的一切问题。且不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对错,市场本身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过程中就有缺陷。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资本会集中并导致垄断,垄断自然不会是效率最高的生产方式。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和学官的权力,垄断了对中国经济现象的阐释权;他们利用政府与企业,垄断了资源在经济学家中的配置权,以“劣币驱逐良币”。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是以西方良好的道德法律制度为前提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制度缺失、道德沦丧的时代,难道我们只能在等待人们的良心发现与坐以待毙中进行选择?

    有人论证说,经济学家追财逐色争名夺利的个体经济人理性,将导致集体的非理性,最终将导致每个经济学家的利益受损。经济学家的名声在大众中越来越臭,有人甚至断言,近几年来,经济学家在事实上正在被边缘化。有网友更是大胆预测,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将会被社会遗弃而被迫退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舞台。其实,用不着我们为中国经济学家的利益担忧,他们更清楚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辩证关系,也比我们更加关心自己的利益。事实证明,他们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也是高明之极。也许,他们的心里在想:人生不过百年,在我之后,哪怕他洪水滔天……

    直觉告诉我们问题的存在,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让所有人都信服的解释。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受伤的是谁?

    孙大午先生说:富人不是靠经济学家致富的,但经济学家致富都是靠富人。我们并不完全认同孙先生的观点,在我们看来,经济学家与富人更多地是在共同富裕。在这个以金钱为主要量度来衡量人的能力的时代,事实告诉我们,创富的英雄们绝对不是活雷锋,更不是傻子。那种把富人当傻瓜的说法,我们只能认为要么是置事实于不顾,要么是一种酸葡萄心态。富人和经济学家,更多地可能是出于彼此的需要而结成了致富共同体。在这个乱世快钱的时代,期望企业进行规范化的商业运作与管理的想法,只能被人认为是不懂企业、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所以,批评企业没有弄清楚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的区别,认为是企业请错了人的人,根本就没有弄清楚企业的需求,“子非鱼,安知鱼之需”?企业可能需要管理学家,但更需要的是经济学家。忽略经济学家们的专业知识所能给富人及其企业带来的些微创富帮助,即使是他们的话语权和身上经济学家光环,通过富人的个人能量及其企业的放大作用,都可以带来许多有形无形的好处。有人痛心疾首地认为,由此产生的交易费用,都是社会成本,减弱了公众的社会福利。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期的必要润滑剂,能够促进改革。无论如何,公众都是被蒙蔽的对象,都是弱者,也只能做弱者,因为他们没有维护自己权益的渠道。我们讨论“经济学家离企业应该有多远”的问题,结论却倾向于断定这是一个伪命题。双方当事人虽然各怀鬼胎,但都乐在其中。

呼唤公共知识分子

    对于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先生的期望很清晰。按照邹先生的建议,经济学家们回归象牙塔,做阳春白雪的学术,以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和犹如过江之鲫巨大基数,等到一大批中国经济学家在美国一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如履平地之时,那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将是水到渠成之事。毫无疑问,邹先生是爱国的,邹先生的期望是美好的,邹先生作为经济学家中的一员是非常看重自己的职业的。但是,邹先生的期望,显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的共识,更不是公众的迫切需要。中国社会,有人曾经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经商的眼红读书的,读书的眼红当官的,当官的眼红经商的。乍一想,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如今的三种人都是志得意满顺风顺水的,哪有红眼病的征兆?再一想,款博、学官、官商已经到处泛滥,哪还分得清是三种人,分明是一种人嘛,自然谈不上谁眼红谁。可是,相对于三种人融为一体后的个个脑满肠肥,公众并没有切身感受到GDP数字上的快速增长。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由于传统上对知识的尊敬,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为他们说话的明事理的“文化人”,也就是知识分子。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知识分子”被定义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公共知识分子则被认为是超阶级的、代表社会良知的、理所当然的公共事务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者。人类社会的每个阶层都倾向于扩张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在西方是通过先哲设计的互相制衡的基本制度,亘古以来人类对上帝的敬畏,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从制度、法律、宗教、道德、舆论等各个方面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在信仰缺失、制度不完善的中国,在一个转型期社会里,公众都有一种强烈的需求,需求专家对于某些事项做出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些事件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媒体越来越发达,人们对专家的依赖似乎也越来越强烈。公共知识分子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发出的独立声音,弥足珍贵。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中国经济学家在发挥“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威力,对各种各样的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自然而然地承载了许多中国大众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好期望。诚然,经济学家有选择做不做公共知识分子的自由;诚然,在道德上,为公众利益代言的经济学家并不一定比为某个利益集团代言的同行更优越;诚然,经济学家是科学家,应该首先尊重的是科学事实;但是,请你首先表明或者界定清楚自己的角色。经济学家不是通才,不是“十全老人”,定位为科学家者,就应该在面对大众媒体的公共问题时免开金口。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者,就不能处处为了一己之私利。滥竽充数者的道德自然被人们的质疑。

    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也不乏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在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中,很多经济学家发出了自己独立的积极声音。事实说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与经济学家的科学家身份并不一定冲突。现在不是非常年代,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知识分子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缺少的只是心灵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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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分家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莫士

 

“在管理领域,经济学家要清楚自身的局限,不要‘手里有把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肖知兴教授的话似乎为喧嚣的经济学界浇了一盆凉水。

    经济学的繁荣伴随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提速、各类资本市场逐渐渗入日常生活,经济学开始走出大学校园,成为“显学”。当发财的梦想开始与普通人紧密相连时,当“看不见的手”取代“看得见的手”成为市场主流时,能够把握市场脉搏的经济学家成为大众眼中的明星。人们首先知道了老一辈的吴敬琏、厉以宁、董辅   ,后来又知道了中生代“京城四少”那一辈的钟朋荣、刘伟、樊纲、魏杰、林毅夫、杨帆等,再后来便是新生代如日中天的张维迎、郎咸平。

    “存在即合理 (existence in possible)”,时下经济学家的“热销”自然证明了其生逢其时。大众顶礼膜拜、企业奉为上宾、媒体连篇累牍,经济学家已经成为全民娱乐时代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透过光环的层层晕环,我们发现喧嚣背后的悖论。

    经济无处不在,经济学无处不在,经济学家却不能无处不在。这就如同物理定律影响万物,物理学家却不可指点江山一样。世界本身就是一体,各学科的区分是专业分工的结果,如果各学科中所谓的专家屡屡越俎代庖,恐怕难免贻笑大方。

    经济学之于管理学,如同牛顿力学与量子物理,前者宏观,后者微观;前者仅仅将企业视为经济规律下既定的变量,后者却将企业视为研究的全部;前者力图求得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后者却在追求单个企业的最大利润。

    但是,从市场营销到企业战略,从人力资源到组织管理,似乎在所有管理领域指点江山的都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数条。

    其中之一在于当今中国社会管理学家的稀缺。相比于经济学的严谨理论与坐而论道,管理学无疑更偏重于实践操作。无论是早期的泰罗、法约尔,还是今天的德鲁克、韦尔奇,他们所拥有的不是严谨的数学推理、精妙的模型,而是在企业中长久的观察、实验,如同经验方程相比于理论方程。所以,相比于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更难成长,也更难以复制自己的成功。正因为如此,当一大批经济学家能够在改革开放后留洋学有所成时,管理学家的成长周期却远未达标。

    此外,中国独有的国情让经济学家能够更为企业所倚重。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所以政府指令的影响力与不可预测性都超过了西方国家。而在西方的管理学家眼中,政府的法令即便不是既定变量,也不是他考虑的主要因素,他最重要的使命是考虑在市场与企业的交互作用下,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当今中国急剧变化的市场却无法给予中国管理学家如此稳定的市场环境。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改变自身的收益可能远远小于改变环境的收益,所以它们将主流经济学家奉为上宾,期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影响政府决策。我们看到活跃于各大企业的经济学家无不拥有强烈的政府背景,曾任人大经济系主任、国资局科研所所长的魏杰,曾任职中央办公厅的钟朋荣,曾任职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樊纲……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虽然种种原因造成了现今中国经济学家的热销与管理学家的难产,但是如此剑走偏锋的形式终究不是常态。中国经济最终将完全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企业也已经开始与国际对手正面过招。寄希望将国内市场不规范的做法应用在国际市场上,无疑将会头破血流。所以,当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扩大时,中国的经管分家亦当开始,各司其职,才是现代社会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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