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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论】“国”“民”竞合时代已至  

2011-07-12 08:57:52|  分类: 博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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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伟 周林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近年来,国有企业(本文中的“企业”包括采用类似企业经营方式的事业单位)频频向民营企业抛出橄榄枝。2010年,央企龙头中石油携119个项目赴江浙等地,寻求与民营企业合作;而作为地方国企代表的重庆钢铁,则和民营企业亚洲钢铁公司一起,携手开发澳大利亚铁矿??这或预示着一个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竞合共赢的时代已经悄然而至。

从“争利”到“竞合”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争利”的观念:在一个市场中,价值的总量就好像一张饼,所有市场参与者的目的就是尽可能从别人嘴里抢下更多的饼。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就要争“消费者剩余”,上下游企业之间要争利润分配,而同行企业之间则更要争市场、争客户??总之,只要是不同利益主体,它们在市场上就是一种残酷的竞争关系。
这种“争利”的观念反映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就创造出了所谓的“国”、“民”之争。一些观点认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由于所有制性质不同、代表的利益主体不同,因此两者之间除了一般的市场竞争外,还夹杂着其他的竞争关系,因此彼此的冲突应当更尖锐、竞争程度应当更激烈。无论是前些年热炒的“国退民进”,还是近年来颇具争议的“国进民退”,大体上都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做出的判断。
应当承认,“争利”的观念是极具煽动性和宣传力的,但是其论证的前提却并不正确。因为市场上的价值根本就不是一张固定不变的饼,它的大小是由在市场中相互博弈的各方交互决定的。在1996年出版的《竞合》一书中,管理学家内勒巴夫(Nalebuff, B. J.)和布兰登勃格(Brandenburger,A. M.)对以上思想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在著作中,内勒巴夫和布兰登勃格向人们展示了一张生动的价值网(如图1)。在这张网中,共有四类主体参与其中,它们分别是:本企业、竞争者、顾客以及供应商,这四类主体间的每一次互动,都不仅仅是争夺价值,同时也存在着创造价值的可能性。
首先,当本企业和顾客发生互动时,两者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在争夺“消费者剩余”—如果企业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偏好开发出新的产品,那么就完全可能实现两者福利的共同提升。其次,企业通过和供应商的良好合作,可以优化管理,大量节省成本。最后,对于同对手的互动,内勒巴夫和布兰登勃格做了更为详细的讨论。在传统的“争利”观点下,对手就是冤家,是天然的竞争对手。但是,如果从竞合的观点看,两者的关系除了竞争对手,还有可能是“互补者”,通过优势互补、资源互换,完全可以实现双赢发展。
如果从“竞合”的观念出发,我们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即:不同企业之间,除了有竞争,也应该有合作。
以上的结论十分简明,但应用在“国”“民”之间时,却总会遇到一些观念上的障碍。总有人会详细盘算在合作过程中究竟是“国”进了,还是“民”进了。事实上,这些盘算大体上是不必要的: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它们之间的合作创造了价值,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就是有利的。而且,只要市场的运行规则是规范有效的,那么所有经济主体的自愿合作都将是促进自身福利的改进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国”“民”合作的结果将不会是单纯的“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而是更为和谐的“国民共进”。
在厘清了观念上的问题后,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国”“民”之间的竞合在现实上究竟是否可行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并且,我们认为,相对于相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国”“民”之间的合作空间可能会更为广阔。
根据内勒巴夫和布兰登勃格的竞合理论,企业之间合作空间的大小取决于它们之间差异性和互补性的大小。如果各个企业都是同质的,彼此又没有什么互补性,那么它们之间的合作可能就很小;而如果各个企业的差异较大,彼此又有较强的互补性,那么它们之间走向合作的可能就很大。而从我国的现实状况看,一方面,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条件上都有极大优势,但是在市场灵活性、创新能力等方面却有一定的不足;另一方面,民企虽然缺资金、缺技术、缺市场,但在市场灵活性等方面却有着先天的优势。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就完全有理由对“国”“民”之间的合作充满信心了。

可能的国民“竞合”模式
那么,究竟“国”、“民”之间的竞合关系将会以怎样的模式表现出来呢?从内勒巴夫和布兰登勃格的“价值网”去分析,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类模式。
第一种是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国民“竞合”(如图2所示)。过去,国有企业有一种片面强调“做大做强”的倾向,讲究全产业链整体突破,因此不少国有企业习惯于采取纵向一体化,对上下游企业直接采取兼并收购。事实上,从纯经济的角度看,这种全产业链突破的策略未必是最有效率的。如果可以让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承担供货商和销售商的角色,国有企业就可以从多任务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专注于自身的主营业务。
在现实中,这种上下游之间的“国”“民”竞合是相当常见的。例如,国机集团一拖和800余家民营企业签订了供货合同,以保证其配件的供应;中航集团的直升机生产,其配件大多来自于民营企业;而中石油也在积极谋求民营加油站成为自己产品的销售商??
由于目前的民营企业从实力上讲还比较难和国有经济抗衡,两者在产业链同一位置共同相处的可能性还较小,因此可以预见这种上下游之间的合作将成为“国”“民”竞合的最主要形式。
第二种是相同产业链位置上的国民“竞合”,也即同行之间的“竞合”(如图3所示)。这种“竞合”看似是不可思议的,但在现实中也不乏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产业链相同产业链位置上的“竞合”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成为国民“竞合”的主要形式,但在“走出去”成为中国企业发展潮流的背景下,这种“竞合”形式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在进行海外并购时,民企的资金较为缺乏,而国企则面临着一些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因此两者的合作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前文中提到的重钢对澳洲铁矿的收购。作为一家典型的国有钢铁企业,铁矿石的来源一直是令重钢头疼的问题之一。此前,重钢每年大约需要铁矿石500万吨,其中400万吨来自澳大利亚和巴西,而起伏波动的铁矿石价格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重钢的生产决策。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一个自然的选择是“走出去”,到国外直接购买矿产。但由于矿产等自然资源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安全战略,各国在处理相关的并购时都慎之又慎,因此国有企业进行的有关并购可谓举步维艰。而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经济在海外并购中遭遇的制度障碍就要小得多。一些实力较之国企要弱得多的企业反而能在海外拥有较多的矿产。例如,作为民营钢铁公司的亚洲钢铁集团,就在西澳大利亚的伊斯坦鑫山、库拉努卡南等地区拥有大片矿产的开采许可。既然重钢有资金、有技术,但缺少矿产,而亚钢则正好缺资金、缺技术,有矿产,两者的互补性极强。尽管两家都是钢铁企业,是同行的“冤家”,但是如此强的互补性已经足以让两家走到一起。最终,重钢斥资17.5亿元收购了亚钢在澳铁矿60%股权。这样的结果是,重钢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铁矿,使矿产自有率达到了70%,从此可以免受国际铁矿石价格波动之扰;而亚钢也从合作中得到了丰厚的资金回报,一举两得、皆大欢喜。
随着“新非公36条”的颁布,“国”“民”之间的楚河汉界已经变得更加模糊,两者之间的互动也将大大增加。这种竞争将不仅仅是简单的竞争关系,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竞合”关系。“竞合”的表现形式可能是多样化的,可以发生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产业链同一位置上,但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竞合”,都必然会对市场价值的创造、社会福利的提升起到巨大的作用。
当然,企业之间的合作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由于在包括所有制等的众多方面的不同,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合作可能还要遭遇更多的障碍,有时也可能产生一些纠纷。例如,最近备受关注的中钢和山西中宇之间的债务纠纷就反映出了“国”“民”合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些深刻问题。但我们决不应该用障碍和纠纷而否认“国”“民”合作的可能性,而应当积极探索各种机制来预防合作风险,提升合作成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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