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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家杂志

管理是管理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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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于2006年 邮发代号:2-317 订阅电话:010-51660976-600 投稿至:guanlixueji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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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的世纪  

2011-07-13 11:39:16|  分类: 思想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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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策划/执行《管理学家》杂志社编辑部

 

编者按:

    大师思想,实践源泉。从创刊伊始,《管理学家》杂志每期深入介绍一位管理大师的思想和实践,迄今已六十余位。读懂大师,读懂管理。更多系列文章请持续参阅《管理学家》为您呈送的“思想史”栏目。

 

旁观者远行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20051111日晨,96岁的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告别尘世,我们也从此进入了没有大师的时代……

 

独立特行的旁观者

1979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自传性质的小说《旁观者》,记录了14岁的德鲁克拒绝与别人一起游行,脱离队伍,成为永远的旁观者:可以为别人说话,但绝不和人们打成一片。德鲁克认为,他一生从事过的职业,包括记者、作家、顾问和教授的身份都是“旁观者”,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尴尬的是,德鲁克的旁观者智慧始终未被学界主流认可,看来不只是我们的学术界出了问题,连美国的主流学界也只关注理论模型的精致和数学逻辑的严密,而对真实世界的丰富多彩却不闻不问?

的确,德鲁克和学院派格格不入:学究气,拘谨,过时,细碎,对实践前沿充耳不闻。管理学者们也当然没有把德鲁克当做学者,看成自己人。他在纽约大学教书时被学者教授们当成记者看待。另一位声名远扬的咨询宿匠汤姆·彼得斯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读博士的时候,没有听到一位教授提到过德鲁克的名字。甚至有人在商学院读管理学博士的时,竟然从没有在课堂上读到过德鲁克一纸半字,虽然,私下里,不少学者也会赞叹德鲁克的见识。对此,德鲁克本人提供了一个富有洞见的解释:为了控制学界,美国政府只向那些用数学公式写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金,自己这类深入实践的学者被拒之门外顺理成章。

但是,学院体制的拒绝并不能限制德鲁克富有光芒的思想,众多杰出经理人对其理论奉若圭臬,令其思考得到了实证意义的成功。于是,我们才有了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的德鲁克,也才使得在企业的丛林中,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在咨询界,只有德鲁克才是真金白银。他的每句话,几乎都会有人信。于是在学术界我行我素的哈佛大学发出了邀请,独立特行的德鲁克却依然不为所动,可谓是天马行空、空前绝后。

1923年的1111日,14岁的德鲁克,突然惊觉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旁观者;82年后的同一天,旁观者远行,德鲁克告别了他旁观的世界。历史揭示出的这一惊人的联系,似乎要告诉我们什么,却又隐藏其中的答案。那么,整整82年的旁观,这位清醒的老人到底都给我们了些什么?

 

   最重要的贡献

195411月,德鲁克出版了管理学科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巨著—《管理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一书,标志着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德鲁克也因此成为“现代管理学之父”。

德鲁克1999118日在《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一文中,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贡献是:早在60年前,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我围绕着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这一学科,尤其是围绕着责任;管理学科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

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机构以生命的、能动的、动态的器官。没有机构(如工商企业),就不会有管理。但是,如果没有管理,那也就只会有一群乌合之众,而不会有一个机构。而机构本身又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给社会、经济和个人提供所需的成果。可是,器官从来都不是由它们做些什么,更不用说由它们怎么做来确定的。它们是由其贡献来确定的。”

管理是我们的社会机构特别是工商业中领导、指挥和决策的器官,是一种普遍的职能。这种普遍的职能在每一个国家中,实质上在每一个社会中,都面临着同样的基本任务。管理者必须为他所管理的组织指引方向。他必须深入思考本组织的使命,为之制定目标,为了达到本组织必须做出的成果而组织资源。

需要提及的是,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思考与研究的领域,管理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其根源几乎可以追溯到两百年以前。但管理作为一个学科,其开创的年代应是1954年,即:《管理实践》的问世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而正是德鲁克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德鲁克精辟地阐述了管理的本质:“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惟一权威就是成就。”

德鲁克对“责任”、管理人员的“责任”、员工的“责任”以及企业的“责任”谈得很多。因此,进入德鲁克管理世界的捷径就是从认识管理人员的责任、员工的责任和企业的责任开始。

德鲁克在《新现实》一书中清晰地解释了为什么称“管理”为一门“综合艺术”。他说,“管理被人们称之为是一门综合艺术—‘综合’是因为管理涉及基本原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艺术’是因为管理是实践和应用。”

 

追求完美

德鲁克17岁时去了德国的汉堡留学,他晚上常到歌剧院去看歌剧。19世纪意大利伟大的作曲家威尔第所做的最后一部歌剧“福斯塔”给他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对于来自音乐之乡的德鲁克来说,这部歌剧的完美使他感到震撼(德鲁克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德鲁克到图书馆去查找意大利伟大的作曲家威尔第的背景资料,他惊奇的发现,这样一部充满热情,活力四射的轻歌剧竟然是威尔第于188380岁时所创作的!当别人问威尔第:“你是19世纪最重要的歌剧家,为什么在如此高龄还要继续从事创作,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威尔第回答道:“我的一生就是作为音乐家为完美而奋斗的。完美永远躲着我,我当然有义务去追求完美。”这段话成了德鲁克一生追求完美的座右铭。他下定决心,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无论到了什么年纪,一定要追求完美,决不放弃—即使“完美永远躲着自己”。因此,当有人问德鲁克“您认为您哪一本书最好”时,他总是微笑着回答:“下一本。”在长达六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德鲁克总共出版了三十多本书,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本书问世。在85岁到95岁的10年中,他更是出版了10本著作,以每年一本的速度为人类贡献他的智慧!

德鲁克20世纪初出身在维也纳一个有着深厚知识传统的家庭,父亲阿道夫·德鲁克是一位经济学家,美籍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创新理论的鼻祖约瑟夫·熊彼特就是阿道夫·德鲁克的学生。195013日,德鲁克和他父亲一起去看望当时已经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兼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熊彼特。老德鲁克问熊彼特道:“你现在还跟人提起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吗?”(熊彼特年轻时很帅,人们曾问过熊彼特,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他答道:我要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欧洲美女的情圣!)熊彼特回答道:“是的。这个问题今天对我来说仍然很重要。但是,答案却和原来大不相同了。我希望被后人所记得的是,我曾是一名将许多优秀学生培养成一流经济学家的老师。到了这个年纪,人们是不是记得我写的书和理论已经变的不重要了。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那么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表现平平而已。”这一次经历给德鲁克确立了衡量成就的标准。2002年德鲁克在接受《商务2.0》(Business2.0)的采访时,回答“你希望将来被后人记起的是什么?”的提问时说:“我曾经帮助过一些人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德鲁克与中国

曾到过中国的德鲁克对中国颇为关注,对于中国管理者的培训,90岁高龄的德鲁克一直亲力亲为,甚至亲自设计课程。德鲁克在《致中国管理者》中写道:

“目前,无论是中国的工商业、通讯和交通行业,还是政府和教育机构,以及医院都急需大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发展中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国外的技术,也容易吸引外资。但是,技术和资本仅仅是工具而已。它们必须通过有能力的管理者才能发挥作用和功效。

而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懂得如何管理,知道如何去领导企业并促进它的发展,也知道如何去激励员工和让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即便引进管理者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引进的人数也将是寥寥无几。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需求和面临的最好的机遇,应该说是快速培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我的著作以及我本人能对这一伟大的事业有所贡献,为此,我深感骄傲和荣幸。

在今日中国乃至全世界,没有什么事业比这更重要。”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教授是德鲁克先生的中国学生,他曾经回忆道:“当我与德鲁克先生谈及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管理时,他告诉我‘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管理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管理实践总是领先于理论。要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的特征一定要从实践入手。我当年为了学习日本管理经验,也曾多次到日本考察’。”面对自己多达三四十本的管理论著,在被问到会优先向中国读者推荐哪本著作时,德鲁克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希望大家看看《管理实践》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实践》一书是有关管理性质、原则和企业管理理论的框架性著作。《管理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管理原则、责任和实践的研究,探索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而衡量一个管理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就在于该制度能否将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其实也是美国宪政制度的核心和基石。相反,《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则从管理者的培养和教育角度阐述了有效的管理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技巧和素质。一个再高明的制度如果没有具有职业道德的员工和管理者的遵守,制度很快就会瓦解。一个再高效的组织,如果没有有效率的管理者和员工的支撑,组织的效率也不可能得到实现。现代工商管理的教育一方面需要教育学生明白现代管理制度建立的基本原理和准则,同时也要培养一大批具有优秀管理技能的职业经理人。前者是“宪政教育”的范畴,而后者则是马基亚维里强调的“君主教育”的精髓。一个有效的组织既离不开良好的制度保证,同时也离不开有效的管理者,两者缺其一不可。

1939年的著作《经济人的未来》开始,长达近七十年的时间里,德鲁克对管理的思考和贡献从未间断。在这期间出现的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管理技术和工具,比如全面质量管理、6个西格玛、标杆法、平衡计分卡等等,其思想源泉无一不是来自德鲁克那历久弥新的管理思想源泉。如今,旁观者结束历险,远行而去,站在经济全球化潮头之上的企业家顿失灯塔引航,我们只有努力自求清醒,以免迷失……

 

《管理学家》杂志社在本期专题中对关系管理大师德鲁克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总结,

更多文章请参阅:

德鲁克走了,留下什么?    詹文明

《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第二面》    李亚

 

欢迎对《管理学家》杂志社的文章提出建议或投稿,联系邮箱:guanlixuejia@gmail.com

 

 

 

 

链接

企业家感谢德鲁克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管理学家》杂志社编辑部

 

除了彼得·德鲁克的书外,还有哪些书可以看呢?在所有的管理学书籍中,德鲁克的著作对我影响最深。

 

—微软总裁  比尔·盖茨

 

德鲁克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的著作和思想非常清晰,在那些对时髦思想狂热的人群中独树一帜。

 

—英特尔主席  安迪·格鲁夫

 

全世界的管理者们,都应该感谢这个人,因为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来理清我们社会中人的角色和组织机构的角色,我认为彼得·德鲁克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对通用的核心理念,就是来自彼得·德鲁克。

 

—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  杰克·韦尔奇

 

20年前海尔创业初期,管理类书籍少之又少,我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的了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开始我想,一个外国人既不熟悉中国文化,又不了解中国企业,他所念的管理经能有多大用处?但出乎意料的是我很快就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住了。因为书中没有晦涩深奥难懂的理论,有的只是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诠释的却是鲜活的思想。德鲁克先生就像是你的一位同事,虽然与你面对相同的事实,却从不同的视角说出了你不曾想、更不曾想到的新理念。由此我也成了德鲁克迷,到处搜集他的著作。读他的书是一种享受,因为常常使人有茅塞顿开之感。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我更是爱不释手,不知读了多少遍,常读常新。尤其是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和全球化竞争的困惑时,总能从书中得到新的启示。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  张瑞敏

 

德鲁克清理了我的脑袋。每次和他开完会,他都会提醒我—不要告诉我,你对这次会议有多满意。只要告诉我,下周一你会采取哪些和以往不同的行动。

 

—可口可乐前总裁  奇奥夫

 

无论任何人一想到管理的原则、实践或理论、或者研究,以及专业的企业管理时,他们就会想到彼得·德鲁克。他的卓越表现始终如一,还有他在管理实践上的独到见解。你常常会觉得他的思想走在了你的前头,他向你提问或者陈述自己的想法,并给你时间去体会他的着眼点,然后你才会跟上他的思维,并讨论接下来的话题。

 

—宝洁公司首席执行官  AG.拉弗雷

 

德鲁克语录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管理学家》杂志社编辑部

 

智力、想像力及知识,都是我们重要的资源。但是,资源本身所能达成的是有限的,惟有“有效性”才能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成果。

 

一个重视贡献的人,为成果负责的人,不管他职位多卑微,他仍属于“高层管理者”。

 

有关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的研究,我们应该首先问知识工作者自己:你的任务是什么?你的任务应该是什么?组织希望你应该做出什么贡献?什么事情妨碍你完成你的任务?你应该放弃哪些事情?

 

有效的管理者用人,是着眼于机会,而非着眼于问题。

 

 我们该知道运用自己上司的长处,这也正是下属工作卓有成效的关键。

 

惟一可能取得成功的原则是努力创造未来。

 

有效的管理者坚持把重要的事放在前面做,每次只做好一件事。

 

管理者的一项具体任务就是要把今天的资源投入到创造未来中去。

 

“专心”是一种勇气,敢于决定真正该做和真正先做的工作。

 

有效的决策人,首先要辨明问题的性质:这是一再发生的经常性问题呢,还是偶然的例外?

 

要看“正当的决策”是什么,而不是“人能接受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将行动纳入决策当中,否则就是纸上谈兵。

 

有效的管理者都知道一项决策不是从搜集事实开始的,而是先有自己的见解。 除非有不同的见解,否则就不可能有决策。

 

有效管理者的自我发展,是组织发展的关键所在。

 

管理者,就必须卓有成效。

 

今天的组织需要的是由一群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

 

卓有成效是一种习惯,是不断训练出来的综合体。

 

有效的管理者需要的是决策的冲击,而不是决策的技巧;要的是好的决策,而不是巧的决策。

 

效率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而效能则是‘做正确的事’。效率和效能不应偏废,但这并不意味着效率和效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我们当然希望同时提高效率和效能,但在效率与效能无法兼得时,我们首先应着眼于效能,然后再设法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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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走了,留下什么?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詹文明

    再过八天就是恩师彼得·德鲁克的生日,谁晓得,20051111日他竟悄悄地走了。96高龄的德鲁克真的走了,在理智上已接受了的事实,但在情感上却完全无法接纳,甚至不能言语,直到此刻……??

    当我第一时间获知此一不幸的消息时,突然周边的空气急速稀薄,凝聚起来,呼吸道也阻塞了。我整个人的脑海中呈现一片空白,渐渐地浮现恩师授课的神情、慈祥的脸庞,一幕幕景象,竟已成追忆,心中的难过、沮丧,顿失依靠,不知怎么办!

    1997120日,我只身前往美国克莱蒙特德鲁克管理研究中心进修。次日,当我走进阶梯教室时,德鲁克已在教室前沿的低凹处,经由迪帕克博士引荐与他见面,此时我将礼物(《旁观者》中译本及一幅国画)奉上,他欣然接受,但什么也没说,等我要与他合照时,恩师却说我们不是三年前在台北凯悦酒店合照过了?这时,我连忙补了一句话“可是背景已不一样了”,他才同意,留下极为珍贵的镜头。

    德鲁克导师改变了我、家庭、事业及价值观,当我第一次读到“我能贡献什么?”时,放弃了可以富有、可以享受的物质生活,立志成为一位“国际级企业布道家”,以传播、笃行、培养脱胎换骨的领导者为终身职志,将德鲁克管理哲学思想推广至全球每一个角落,以回报恩师的教诲与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奉献。

    心中有些愧疚,一直无法向德鲁克启口。事情发生在学院进修期间,当时MBA的班上同学都是二十多岁上下的年轻人,只有我是年过四十,有时年轻同学无法理解老师的内容时,我会从旁协助,不久,他们要我充当助教安排讲一堂“德鲁克管理哲学思想之探索”,结果来了近二十位同学,他们为了公告周知,到处贴满了海报,让我觉得愧疚不已!立刻请他们撕下,不知恩师是否知晓,始终不敢面对他。之后,再追加一场,过了些日子,博士研究生又要如法炮制,被我婉拒了,可是他们却设计我参加郊外烤肉节目,结果还是逃不掉。迄今总觉得对不起恩师,恳求原谅弟子的无知与虚幻。

    我学到了什么?倒不是他涉猎甚广的知识、博学多闻的独到见解,而是基督教义的笃实实践,他可称为“基督徒的行者”,不爱大师的封号,不爱排场,不享受特权(如通关的礼遇、拒绝总统召见,不要“泰勒匙”受奖等等),不爱金钱,一切过得简直是个禅者的生活,连生日也不想庆祝,一生中只有八十大寿的一次。

    事情是这样,杰克·韦尔奇、安迪·格鲁夫……一群CEO等要筹资8万美元准备为德鲁克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晚会,以祝贺他八十大寿。但当杰克·韦尔奇告知先生时,他却以一贯的口吻回应:浪费时间。

    这群领导者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心生一计,干脆先把生日帖子印妥,才当面邀约他参与,待德鲁克得知要花费8万美元时,立刻提出三项要求,否则拒绝出席:一是预算必在2万美元以内;二是宾客不得超出500名;三是下不为例。

    其次,在校期间因我寄宿的屋子,离德鲁克家仅十几公尺,每晚见他九点半熄灯,早晨五点灯亮,携着拐杖四周散步,每天如此,每周也如此,才学到他作息规律,起居正常,一切回归自然,真正做到中国人常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第三学到的是,他不是十一奉献,他是十九奉献,亦即将版税、讲演所得的款项金钱,捐出百分之九十,仅留下百分之十家用,捐给非赢利机构、教会、博物馆、医院等等,期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令我动容!

    第四学到了“无限的智慧”,德鲁克一生最大的贡献,乃是有无数的人、无数的企业、无数的非赢利组织、无数的政府部门的生命或命运因而变得不平凡、变得更伟大,而且还可以延续下去,直到永远。

    总结德鲁克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将会随时间而递增,会随空间而强化,因为他发明了管理及管理学,而管理乃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透过这项创新,将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富有、更和谐、更自由、更公义,这才是彼得·德鲁克的最佳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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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第二面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李亚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被世人尊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和“大师中的大师”,在中国的知名度超过竞争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与营销学大师菲利浦·科特勒不分伯仲。作为现代经验主义管理流派的创立者,德鲁克同时也是一位管理咨询大师,创办有德鲁克管理咨询公司。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中充满真知灼见,我们要想更好、更完整地把握德鲁克的思想脉动就有必要关注其思想的另一面。

■ 理论的完美只是一种追求

   德鲁克管理思想的重点可分为五大阶段,每十年为一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侧重点。

    20世纪50年代,德鲁克出版了《管理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一书,在中,德鲁克第一次综合性地研究了企业管理实践问题,对管理的性质和管理的任务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对管理学原理做了高明的讲解。管理大师的一项基本功是其理论的表述方式,使自己的理论简单、有说服力。德鲁克说过,除了理论深度外,他还努力使理论简化以便更为有效。但这就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他把包装后的思想(如他的五大效率原则)传授给追随者,另一方面他又尖锐地批评当代管理学家总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太容易。

    德鲁克在此书中提出了管理者的两大职责:一是创造比各部分分开更大的合力,二是决定短期利益和长远目标的协调。由于当时正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化的上升期,因此德鲁克的论述中不乏与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思想。例如,在书中德鲁克高度评价泰勒制的“科学管理”,而对于泰勒制中的管理者决策问题(如工作分配和命令等),德鲁克则只是寄希望于上层社会的“责任心”。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领导者的责任心并不足以保证企业管理的顺畅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激励管理更为重要。但是,德鲁克恰恰对当时的人事管理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人事管理在理念上存在着重大错误,使企业管理走向了庸俗化,即玩弄权术。

    20世纪60年代,德鲁克出版了《效果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一书,该书虽然并不太出名,它却提出了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简称MBO)这一重要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目标管理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因为目标管理实质上还是强调控制和组织目标的实现(我认为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从来都没有动摇过管理者的权威),虽然德鲁克也曾经指出:应当让员工参与目标的制定,从而把工作和人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这种以控制为主导的管理思想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知识经济和后工业时代发展的需要了,现在人们更强调“自治”、“工作小组”、“学习型组织”的作用。对于企业而言,探索性的研发活动也越来越重要了(对此类活动的目标管理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德鲁克将重点转向了管理思想的整合,试图将众多管理思想以及自己以前的相关思想融为一体,打造新的管理学,其代表性著作则是《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一书。在这部巨著中,德鲁克提出了知识工作者问题,并认为衡量与提高知识工作的生产率是当代管理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顺便提一下,德鲁克一直不同意使用知识管理这个术语,在他看来,知识是不能进行管理的)。由于德鲁克对知识工作者的大部分研究均属于预测性的,这就使其理论的基础容易遭到攻击,特别是因为德鲁克是一位咨询大师,其著作大多与管理实践有密切联系,而这一次却偏离了其一贯的风格,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转型(从微观导向变为宏观导向)。转型的成功与否,理论界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的研究重心转向了创新管理,他推出了著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他的时机选择恰到好处,这正是美国新经济兴起的时代,创业浪潮风起云涌。这再次印证了他的咨询大师身份,他敏锐地找到了新的理论增长点—创业企业和中小企业。在书中,德鲁克继承了创新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的衣钵,成功地将管理从大企业引向了中小企业,强调了管理在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成功中的重要性。德鲁克强调了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分析了创业战略和公司内部创业现象。但是,德鲁克过分重视创新本身的作用,却相对忽视了创新环境的作用。从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史来看,政府特别是国防订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德鲁克的研究重点再次发生重大迁移,重点关注非赢利组织管理问题(据说是因为德鲁克发现公司管理者对其管理思想领会不够、应用效果不明显),相关的著作是《非赢利组织管理》(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这是一个相当前沿的问题(德鲁克最新的研究进展是号召企业界在社会责任方面向非赢利组织学习)。由于年岁已高,因此德鲁克在此书中主要还是用管理企业的方法来研究非赢利组织的管理问题,特别是将其目标管理引入非赢利组织管理,强调客户理念和绩效意识,他预测非赢利组织将走向专业化(而不是当前的志愿者模式)。虽然这些观点不无新颖之处,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只是寄托了德鲁克的一些理想,比如,让非赢利组织解决政府管理不当所引致的失业、贫穷、犯罪等社会问题。实质上,这些理想往往与管理学研究的客观性存在一些矛盾的。

■ 思想与现实的逻辑并不一致

   德鲁克研究领域众多(甚至包括近来流行的创业管理),管理思想体系的逻辑一致性并不清晰。特别是从前期的微观视角转向后期的宏观视角,更是带来了逻辑一致性问题。微观和宏观之间的“桥梁”问题永远是一座横亘在管理大师面前的难以跨越的大山。

    德鲁克是一个高产的作家(美国有一个杂志给他罗列了以下头衔:历史学家、分析家、记者、评论家、咨询顾问、教授和未来学者),先后出版了著作三十多部,堪称著作等身,他似乎想将所有管理工作全部囊括,但这显然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与此同时,他希望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把管理研究的质与量有机地联系起来。他以自己的兴趣和充分的理解能力为原则来进行研究重点的转移。其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让大家从中学习的书,德鲁克通过对大型企业的内部工作考察,试图从它们的成功中寻找证据,以便得出对其他企业有帮助的结论。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研究通用汽车公司的《公司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另一类书则是直截了当地向人们解释日益复杂的外部世界。其后期著作大致都可归入此类,例如:《前所未有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动荡时代的管理》(Managing in Turbulent Times)、《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巨变时代的管理》(Managing in a Time of Great Change)、《21世纪管理的挑战》(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等。尽管德鲁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这两类书在逻辑上是很难协调统一起来。

    实际上,德鲁克的研究视角也在变化。从初期对通用汽车公司的研究来看,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微观视角。但是,随着研究的扩展,哲学视角和宏观思维开始渗入其研究历程,逐步走上了以宏观的思维方式推动管理学思想变革的道路,从对组织的研究走向了对人和对社会的研究(或者说他游走于组织、经济和社会三者之间)。在此期间,德鲁克的许多著作都是属于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并且有大量的历史和哲学方面的分析,他甚至讨论了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在他的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直接谈论管理、经济问题,而是分析更大范围的社会转型、解构和整合,例如《经济人的终结》(The End of Economic Man)和《人类、思想与政治》(Men, Ideas and Politics)。虽不曾直言,但显而易见,德鲁克认为自己从历史人文出发的方法,对于人类组织的管理研究,实优于“科学管理”的方法。他自称为“社会生态学者”(social ecologist)。

    作为一名咨询大师,德鲁克的分析并不局限于管理领域,他经常涉及社会学领域。这种“越界”行为也导致他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容易混为一谈(这两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存在很大差异),失去逻辑一致性。德鲁克为提高管理者的社会地位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写道:“管理是充满力量的,它是创造生活的要素。”他甚至认为管理者的活动具有超出其职业领域之外的更丰富的内涵,它是西方文明得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最具支配力的活动。客观而言,这种对管理者角色的维护似有不实和夸大之嫌,但它们确实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需要补充的是,到了后期,德鲁克开始反对使用管理者(manager)一词。

    德鲁克的书里几乎没有任何数学符号,他甚至拒绝统计数据。所以他反对定量分析的“科学”方法。和一般的学者不同,他很少解释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来的,文章、书籍没有脚注,也不用公式、定理、模型或其他工具,只是用浅白的文字更新读者的观念。他天马行空地在不同事务之间建立联系,谈了财务的缺失旋即又谈宗教的衍义,谈了制造技术的断层之后又接着谈法规习俗的延续,把管理心理的幻象与天体的运行相互参证,一方面这增加了其理论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其管理思想的传播,导致其不被世人(特别是正统学术界)所理解。

    作为一名管理大师,德鲁克试图帮助企业家建立一套有效和企业运作系统,进而使他们在既定的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尽管到了后期,德鲁克开始以旁观为主,不喜卷入实际管理的漩涡。他似乎仅满足于“诊断”,而拒绝就事论事地开出药方。但是,整体而言,德鲁克还是开出了一系列管理处方,如创新、团队协作、个人动力、员工参与、减少等级水平和削弱官僚主义等。例如,德鲁克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提出了四大建议:不能任人惟亲;必须聘用外部人;非家族成员的专业人士必须享有“完全的公民身份”;必须由外部人员作出继承人选的仲裁。

■ 理想主义似乎过于超前

    德鲁克是一名天才,常常能在自身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提前准确地预测到管理发展的一些趋势。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提出要减少组织层次,精简组织机构。这种观点到了90年代才开始流行。但我们必须指出,德鲁克的预测实质上是他理想主义的体现。我个人认为德鲁克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现实的挑战。

    在德鲁克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价值观、责任、生活质量等字眼,以至于有评论家认为:德鲁克希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去掉资本两个字。我们从德鲁克的四个观点就可以看出其理想主义倾向。观点一:管理的定义是责任而不是权力,管理者的责任永远是大于权力的。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中,德鲁克把管理诠释为:管理任务、承担责任、勇于实践。在该书索引中有多达36处谈到“责任”,而无一处谈到“权力”。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层只有在它进行工作时才有职权(authority),而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权力”(power)。观点二:法律的界定范围不适于管理一个大企业,管理的范围不是法定的,它超越了法律的范围。德鲁克甚至提出,两个公司之间的贸易往来有可能最终形成一种新的一体化公司(one-companyism)。观点三:政府服务需要进行再民营化(reprivatization),因为政府是没有用处的,它做不好任何事情。观点四:非赢利组织将会成为创造社会合力(social cohesion)的一个重要工具。

    德鲁克在对后资本主义,特别是知识经济的未来挑战方面的论述大多出于预测,所以并没有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另外,德鲁克的理想主义由于和现实差距过大,也受到了当时学界的一些质疑。比如德鲁克在70年代初提出来的组织的社会责任问题,就因为与当时企业界的实际情况差距过大而受到了攻击(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管层对于德鲁克为他们设计的社会责任并不感兴趣)。从这个例子来看,德鲁克在提出理论的时机方面(真正的咨询大师往往在社会需要某种理论时或稍早一点儿提出这种理论,虽然他可能早就掌握了相关理论),并不是十分注重社会的接受性,这也是他理想主义的一个体现。

■ 学术与实践的两难处境

    德鲁克试图将社会重组、经济学和管理有机地联系起来,同时又要求自己站在学术前沿,具有极强的前沿性。不过,由于咨询师的身份,这就导致了一种内在的冲突。其间的平衡往往很难掌握,在德鲁克的著作中也不乏这种内在矛盾的体现。

    德鲁克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并且他能够把相关知识进行引申和换一个场合进行新的应用。与一般的管理大师相比,他的观点更具实践性而且涉及面极广,堪称管理领域内的百科全书,与一般的咨询大师相比,他的观点表述又相对严谨,就像是一个学术大师。这使得德鲁克能够游刃于两者之间,但同时它也导致了德鲁克的两难处境,他既不如学术大师那么严密,又不如咨询大师那么现实。我们知道,学术大师的工作基础是他的学术研究,而咨询大师属于经验主义,其基础是天才般的洞察力(包括德鲁克在内)。换言之,一方面德鲁克要“宣传”管理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他又要质疑这些基本原理。

    德鲁克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经济人的终结》中,对传统的市场经济提出了怀疑。他宣称,学术味很浓的人际关系学派(包括麦格雷戈、赫兹伯格等)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德鲁克的思想实际上延续了人际关系学派的思想。领导远见、员工一致性、责任感、创新、以人为本、文化等双方理论中都常常使用的词汇反映了其基于共同的思想来源。

    作为学术大师而言,其难度在于要提供革命性的理论,但是从咨询大师的角度来看,这种新理论又必须不能与现有环境冲突(即现有企业家能够使用它)。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协调的十分困难的,虽然德鲁克尽量从无序中制造有序,并为其追随者提供连贯的理论体系,但是从其作品中还是能不时地看到这种两难处境的阴影。

    另一方面,学院派的学术大师通常偏于保守,而咨询大师则更为自信。他们会明确地告诉企业家:我所说的正是企业的关键因素,因此需要得到重视,只要你采取行动,就会取得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还能使管理者摆脱企业失败所需承担的责任。

    从历史上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美国正在开足马力去满足被大萧条抑制的巨大市场空间(这个过程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这一时期,量化、理性等成为理论界的主流,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开始兴起,其理论内核正是组织效率,它较好地满足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商界需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市场日渐饱和,美国商界开始进行国际拓展,盈利变得困难,于是管理者更关心如何吸引员工。这时,人本思想开始出现,倡导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员工一致性。在这个时期,咨询大师德鲁克实际上是在用不同的方式重新解释人际关系学派的学术思想。惟一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德鲁克并没有贬低美国商界和管理者,也没有追究他们的失败和错误,在他的文献中并没有看到对美国的指责,反而传递了一种乐观向上的信息。

■ 经验主义的局限

    德鲁克的经验主义学派,注重向大企业的领导者提供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其基本看法是:关于企业管理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加以抽象和概括,然后传授给企业管理者,同时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实际建议,管理应侧重于实际应用,而不是纯粹理论的研究。管理学就是研究企业管理的经验,通过研究这些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就能找出企业管理中的“科学问题”,进而使企业管理者学会有效地管理。德鲁克认为:管理既不是一门艺术也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实践,其本质在于行动,关键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结果。管理理论来自于实践又回归于实践。

    德鲁克把实践放在第一位,以实用为主要目标,强调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他本人曾担任多家美国大公司的管理顾问,如通用汽车、IBM、克莱斯勒等)。

    作为经验主义的代表,咨询师需要向追随者提供某种承诺,在当今这种变化迅猛的世界中,这种安全感显得尤其重要,它使企业管理者觉得能够用它来应对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咨询大师承诺:只要按照他所开的药方去做(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大师通常会加一个前提条件:成功与否和企业家本身的特质密切相关),就能应付未来的挑战,每个人都可以取得成功。直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成功的普遍规律(如果有的话,也就不会有失败这回事了)。但咨询大师们仍然会不遗余力地推广那些成功的案例。也许,这正是经验主义的局限性。

    20世纪70年代,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德鲁克将自己传统的流水线管理观点调整为精益生产观点(flexible production methods),这可以说是其经验主义的一个例证。与此相应的是,原来德鲁克大力提倡团队精神,最后则认为它是一种没有用处的商业术语,它只会扼杀创新精神。

    经验主义由于强调经验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原理和原则,无法形成统一完整的管理理论体系。一般而言,管理者可以依靠自己的经验,而无经验的初学者则无所适从。而且,过去所依赖的经验未必能运用到将来的管理中。未来情况与过去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过多地依赖于过去的经验是很危险的(许多中国民营企业的失败案例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过去认为是“正确”的方法,可能不适合于未来的情况。由于组织环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过分地依赖未经提炼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来解决管理问题是无法满足需要的。

    瑕不掩玉,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有着很高的价值,他对管理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企业管理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对于每一位企业家和学者而言,认真地研究德鲁克的思想都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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