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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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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学派的大师:欧内斯特?戴尔  

2011-07-13 14:21:52|  分类: 思想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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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本期主要撰稿人:慈玉鹏(青海广播电视大学)、张瑜(西北大学)

 

编者按:

大师思想,实践源泉。从创刊伊始,《管理学家》杂志每期深入介绍一位管理大师的思想和实践,迄今已六十余位。读懂大师,读懂管理。更多系列文章请持续参阅《管理学家》为您呈送的“思想史”栏目。

 

    在管理理论的丛林中,戴尔是经验学派的代表。他的代表作《伟大的组织者》充分体现了经验学派的宗旨,即强调管理知识的演化而反对建构主义,强调经验知识的可靠而反对纯粹理性。在方法论上,他把比较研究运用到出神入化的程度。管理学中经验学派与其他学派的争论,从不同角度校正着其他学派的自负和越界。戴尔甚至认为,管理学还远远没有达到科学的地步,普适性的管理学尚未诞生,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给管理学在可比较的情境下增加可验证的知识,从而给其他学派形成了一种警示。正是在这种学派之间的观点抗衡中,经验学派绽放出自己的异彩,戴尔也由此在同其他学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学术交锋中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盛行不衰、建构主义和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的学界,戴尔的观点值得引起重视。借用经济学家霍奇逊(Geoffrey M. Hodgson)的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戴尔的思想可以称为“演化管理学”。

 

戴尔和经验学派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张瑜

 

欧内斯特·戴尔(Ernest Dale1917-1996)是管理学界重量级的人物。他的出名,在管理学界独树一帜,因为他不是站在大多数管理学家一边,而是站在否定管理普遍性的少数派一边。在与管理过程学派的对抗赛中,戴尔是扛起经验学派大旗的领军者。作为一名来自于德国的美国人,他的一生表现出一种近乎固执的执著。正是这种执著,使管理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在他的手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扬光大。

    1917年,戴尔出生于德国北部的海港城市汉堡(Hamburg)。30年代,他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A)。之后他又继续研究生学习,获得文科硕士学位(Master of ArtMA)。尽管3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世界,但剑桥大学仍不失为一块象牙塔中的圣土。在这一时期,主宰着剑桥思想圈的是罗素(Bertrand Russell)、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当时的经济学界,在大萧条的冲击下,普遍被凯恩斯吸引,形成了被称为“凯恩斯革命”的学术氛围。为了应对萧条带来的慌乱和人心波动,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在西方各国得到大力推广,并被广泛应用于现实之中的救市活动。按理来说,学习经济学的戴尔,应当受到凯恩斯的影响较大才符合常理。然而,戴尔没有接受凯恩斯的思想,他更多地关注组织内部的权力制衡,不希望政府介入公司的管理之中。也就是说,戴尔坚守着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信念。这种坚守,已经表现出戴尔在后来的学术活动中的人格魅力雏形。庄重、典雅、信守传统、看重人格、充满骑士般的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成为戴尔后来学术生涯的基调。

    或许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精神支撑,或许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古典理想,戴尔在拿到了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之后,来到传统色彩更为浓厚的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继续攻读经济学硕士,并再次获得文科硕士学位。此后,戴尔开始了自己对管理的研究。从他这一时期的成果看,他在学术上的起步阶段,主要精力放在劳工关系和企业经营方面,奠定了经验学派的基本方法。1950年,戴尔获得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PHD),专业依然是经济学。

    在获得博士学位前后,戴尔的管理研究课题主要来自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AMA)。美国管理协会不同于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AMA不大看重纯粹的学术,却强调实践中的改良,以从事管理咨询为主。戴尔在美国管理协会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工会的调查报告。1944年,AMA发表了戴尔的《美国工业中管理和工头的关系:工头的联合组织,一份临时报告》(Relations between Management and Foremen in American Industry: Foremens Unionization, an Interim Report)。1945年,AMA发表了戴尔的《工头的联合组织:工业中工头的角色研究,第一部分》(Unionization of ForemenPart 1 of a Study of the Foremans Role in Industry)和《管理中工头的发展:工业中工头的角色研究,第二部分》(The Development of Foremen in ManagementPart 2 of a Study of the Foremans Role in Industry)。同年,AMA还发表了戴尔的研究报告《年度工资和就业稳定技术》(Annual Wages and 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Techniques: an Analysis of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in Establishing Guaranteed Wage Plans and More Stable Employment)。1947年,AMA发表了戴尔专门研究公司报告的报告《公司年度报告的准备》(Preparation of Company Annual Reports)1949年,AMA发表了戴尔关于工业关系和美国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报告《通过劳工-管理合作提高生产率:公司和工会经验分析》(Greater Productivity through Labor-Management Cooperation: Analysis of Company and Union Experience)1950年,AMA发表了戴尔关于美国消费和生活标准的《集体谈判的经济信息资源》(Sources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for Collective Bargaining)。1952年,戴尔完成了《公司组织结构的计划和发展》(Plann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mpany Organization Structure)一书,这本书依然是AMA的研究报告。由此,戴尔的研究从工会与管理的关系逐步扩展到公司组织研究。

    1950年到1964年间,戴尔先后去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任教,讲授工商管理课程。在康大和哥大的任职期间,戴尔也像其他的管理学教授那样,在公司兼职当顾问,或者担任董事会成员。在这一期间,他曾担任杜邦公司(Du Pont)、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好利获得公司(Olivetti)、雷诺公司(Renault)和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的顾问,并且是普强药厂(Upjohn)和托尔斯泰基金会(Tolstoy Foundation)的董事会成员。管理实践活动对戴尔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基于大型公司的实践经验总结,1960年,戴尔出版了他的两本成名作:独著的《伟大的组织者》(The Great Organizers)和与厄威克(Lyndall F. Urwick)合著的《组织中的参谋工作》(Staff in Organization)。《伟大的组织者》这本书,耗费了戴尔十年时间,渗透着戴尔的真知灼见,真正应了“十年磨一剑”的传说。书中的内容包含了他曾经发表过的多篇论文。第一章和第四章的内容曾经发表于《加利福尼亚管理评论》1959年第2卷第1期和1959年第1卷第8期上,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曾经发表于康奈尔大学的《经营管理科学季刊》19566月号和19576月号上,第六章的内容曾经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196034月号上。随着《伟大的组织者》出版,经验学派的影响大增,戴尔也一跃成为经验学派最有名的人物。

    1962年,戴尔受邀参加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在管理学术史上享有盛名,后来所有关于管理学流派的讨论,都直接或间接与这次会议相关。本来,洛杉矶分校会议的目的是区分管理教学者与实践者,但是,会议的实际主题,变成了关于管理学性质与学派的争论。这一争论的主角是孔茨,而戴尔作为孔茨的对立面,在会议上大放异彩。孔茨想用管理过程学派来统一管理学理论,戴尔则在大会刚开始的时候就对管理的普遍性问题提出质疑,针尖对麦芒,双方各有自己的逻辑和证据。孔茨的主张,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戴尔的观点,则牢牢立足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坚决反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理论追求,大力倡导比较方法,对长期以来被管理学界奉为“金玉良言”的管理理论猛烈抨击。戴尔认为,管理理论的来源只能是而且也必须是管理经验,不存在普适性的管理法则,不同时期、不同管理目标、不同环境因素,造就了那些伟大的组织者。所有伟大的组织者,都是凭借他们在最重要的业务领域中的广泛经验积累才走到了公司管理层。他们的经验是不可照搬的。然而,人们在可以比较的情况下,能够把他人的经验应用于自己的实际需要。通过观察伟大的组织者就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天才。任何公司,一旦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须用某种系统的组织管理来替代“天才管理”。由此,戴尔又同天才论划清了界限,主张管理知识的可习得性。既反对普适,又反对先验,使戴尔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戴尔同孔茨的争论,既彰显了孔茨的贡献,又传播了戴尔的学说。

    1964年,戴尔跳槽到享有现代MBA发源地之誉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任教,著名学院和优秀学者相得益彰。在宾大,戴尔任管理学教授,讲授的依然是工商管理。沃顿商学院成为戴尔的最后归宿,直至退休。1965年,他出版了《管理学:理论与实践》(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从1965年到1987年,该书出了12版,由此可见这部教科书的经久不衰。在编撰教科书的同时,戴尔还编辑出版了《管理读本:里程碑与新领域》(Readings in Management: Landmarks and New Frontiers),给人们讲述引人入胜的管理故事。在这本书中,戴尔翻译了德国汉斯·多米茨拉夫(Hans Domizlaff)的《国王与他们的顾问》(Kings and Their Counselors)一文,以“国王”的形象解构大型公司的领导。1966年,戴尔与MichelonLeno Ceno合作出版《现代管理方法》(Modern Management Methods)一书。1967年,又出版《组织》一书。同年,由欧内斯特·戴尔协会出版《长远规划》(Long Range Planning)一书。1968年,戴尔担任了管理学会第23届主席(23rd  president of Academic of Management)。不少资料都提到,他还担任着欧内斯特·戴尔协会主席,但是,关于这个协会的创办以及运行情况查不到任何资料,只是在一些出版物上标注着这个协会的名称,这里只好阙如。

    1969年,正值戴尔人生事业的高峰期时,他中风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能说话,生活不能自理。这位昔日倍受欢迎的演讲者,现在只能用简单的阅读器(Dick &Jane Reader)一遍一遍地读出单音节字母。来自医院的病情预测是残忍的,他被告知,未来他只能说出三打词汇量的单词,并且行动不便。即使能动,也要依靠拐杖。但是,戴尔没有被病魔击垮,凭藉着刚强的意志和毫无倦怠的乐观精神,他开始恢复健康之路的探索。他来到天堂般的巴黎,用中国的针灸疗法治疗濒临崩溃边缘的身体。在治疗的日子里,他恢复得非常好,好到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1992年,这位75岁高龄的老先生去了南美洲。在那里,戴尔继续开展充满活力的工作和社会事务。戴尔的人生无疑是光彩的,而最光彩最成功之处是他对生活的热忱激励着无数面临不幸的人们。在习惯了生活总是带给人巨大压力之后,他总是在逆境中开始新一轮的人生探索。

    戴尔的生活是幸福的,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从威灵顿(Wilmington)回来的哥哥查尔斯(Charles),他的妻子海蒂(Heddy),儿子道林(Dorian),和两个孙子JedidiahLyla守候在他的身边。1996816日,79岁的戴尔因脑动脉瘤(Cerebral Aneurysm)在曼哈顿(Manhattan)去世。

    戴尔虽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给管理学留下了太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作为一个管理学家,戴尔一点也不像德国人。德国人给世界的印象是善于思考,擅长逻辑,尊重理性,动不动就要给世界提出一个体系性宏大建构。比如名闻遐迩的黑格尔、马克思、康德等等。而戴尔在骨子里,对建构主义有着一种近于本能的对抗。他在管理学上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英美式的经验主义。

    关于英国的经验主义,有一个笑话,嘲讽英国人懒于思考,不愿意从更深刻、更全面的角度认知世界。这个笑话是这样的:假如问英国人什么是精神,英国人会回答“没有物质”,没有物质就不必在意;假如问英国人什么是物质,英国人会回答“不是精神”,不是精神就无须操心。既然不必在意也无须操心,那这个世界就由它去吧。但是,正因为如此,决定了英国人的务实、不尚空谈。他们坚信,制度安排上脚踩实地,逐渐改进,这样几无大错;思想方法上回避高论,拒绝演绎,这样不致幻想。

    管理学中的经验学派,往往为初学者所轻视。因为按照经验学派的逻辑,很难有大的理论建树,按照经验学派的思路治学,到头来总会发现,费了老鼻子劲,结果不过是说点常识而已。“卑之无甚高论。”但是,正是对常识的忽视或者轻视,才导致我们不断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阿克顿勋爵有言:“历史的教训就是—所有人都不会从历史的教训中真正学到教训。”这是值得铭记的至理名言。经验学派的最大贡献,就是要我们学会小心谨慎,学会辨识情境,学会踏稳每一步。

    管理学领域,尤其是中国管理学领域,从宏观研究而言,醉心于体系建构的人太多,而埋头于具体情境的人太少;从微观研究而言,热衷于数理模型以验证自己的假设正确者太多,而透过案例洞察模型简化产生的偏差以增进管理者的智慧者太少。可以说,我们缺乏真正有价值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的本质,是一种智性研究,而不是规范研究。所以,戴尔对于我们,依然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期盼着中国的管理学界,也能出现可以同《伟大的组织者》相媲美的经验主义巨著。

 

《管理学家》杂志社在本期专题中对欧内斯特·戴尔进行了解读和采访,更多文章请参阅:

<伟大的组织者>和管理知识的获得》  慈玉鹏(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德鲁克与戴尔的比较》   慈玉鹏(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的争论》   慈玉鹏(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戴尔与钱德勒的异与同》  慈玉鹏(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戴尔大事年表》  张瑜(西北大学)

 

(欢迎对《管理学家》杂志社的文章提出建议或投稿,联系邮箱:guanlixuejia@gmail.com

 

《伟大的组织者》和管理知识的获得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慈玉鹏

 

1960年,戴尔出版了《伟大的组织者》。时光如梭,半个世纪匆匆而过,这本书的观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越发显示出它在管理思想上的价值。如今,该书已被公认为研究戴尔甚至整个经验学派管理思想的必读书。1991年,《伟大的组织者》跨越大洋,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从此,该书与中国读者结缘。

    戴尔在管理学研究方面引人瞩目的地方,是他与法约尔开创的管理过程学派(戴尔称之为“普遍主义者学派”)不同。在《伟大的组织者》中,戴尔并没有论述管理的“职能”和“原则”,而是关注“伟大的组织者”的管理经验和策略。也就是说,戴尔的眼光不是盯着计划、组织、指挥、控制等几乎所有管理学书籍中都离不开的词汇,而是盯着皮埃尔·杜邦、艾尔弗雷德·斯隆、欧内斯特·韦尔、罗伯逊等人活生生的经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戴尔相信“把注意力集中于实际问题能导致理论上的巨大进展”。因此,戴尔首先对管理过程学派展开了批判。

    从管理学诞生起,就一直有人试图构建起一种普遍适用的管理知识体系。泰罗在20世纪初期就提出,科学管理不但适用于工厂,而且适用于农场、家庭、学校和国家。20世纪60年代,哈罗德·孔茨作为管理过程学派的代表人物,信心十足地提出了管理学的普适性概念。在1959年出版的《管理学原理:管理职能分析》中,孔茨指出:“现在已有可能提出一种能应用于各种职业的所有经理人员的管理理论……这原理就意味着,管理知识和经验是能够在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互相转移的。销售方面的经理人员可能转而从事制造,军事指挥员可能转而从事和平的事务,面粉厂的工长可能转到仓库去工作,而制造经理又可能成为销售经理。……他们的工作是管理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并且有恰当的激励,经理人员无论在哪一个行业,都将如同在其他行业一样地运用他们的技术。”可见,孔茨认为管理工作具有“可转移性”。应该说,这种对普适性的追求,在管理学的发展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戴尔对此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根据丹尼尔·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变》中的记载,戴尔认为,在50年代,按照一定的标准衡量,管理得最好的三个组织是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罗马教会和共产党。如果采用孔茨式的普适性学说,那就意味着这三个组织的主要管理人员有可能互换并且在新的岗位上管理得同样出色。由于这一点显而易见不能成立,因此“管理的综合性和可转移性”实际是不成立的。戴尔直截了当地断言:不存在“能应用于各种职业的所有经理人员的管理理论”,所以,管理学研究应该老老实实地去追踪具体的“伟大的组织者”,而不是忙于概括出普遍真理。

    戴尔这样做,有他的时代背景。管理学发展到在20世纪中叶,已经枝繁叶茂,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各大高校纷纷设立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学者们建构的管理学理论犹如一座包罗万象的教堂,日益辉煌,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管理学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但同时也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理论自洽倾向。即研究者仅仅追求自己如何把管理现象解释得更为严密,更具有逻辑性,力图建立以抽象和推理为基础的“想象之知”,而不注重以直接经验为依据的“熟知之知”。戴尔认为,哪怕理论推理再严密,一旦不能解决管理中的实际问题,那么,这种理论就大可置疑。就像医生那样,尽管他可能掌握了最先进的医疗理论,但是,治不好病人也是白搭。所以,戴尔推崇梅奥主持霍桑实验式的亲历方法,甚至提倡介入式研究,而对纯粹理论建构颇有微辞。他不但从法约尔的管理原则开始清算,而且对现代管理学中众多名头极大的理论构建者都有所批评。在戴尔的笔下,巴纳德的《经理人员的职能》、西蒙的《管理行为》、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的《组织革命》这些经典名作都有不足。戴尔认为,“他们全都对组织理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都是以‘想象之知’为依据,而不是像梅奥所主张的那样以直接经验为依据”。为了校正这种偏差,戴尔特别推崇英国心理学家埃里奥特·雅克(Elliott Jaques)的《一个工厂变化中的文化》和《职责的衡量》,以及以雅克为代表的塔维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案例研究,还有爱德华兹和汤森的《工商企业》。他认为,这种对直接经验的观察和研究,才是推进管理学知识积累的不二法门。

    针对备受管理过程学派推崇的“管理原则”,戴尔也提出了不同意见。管理过程学派可以追溯到古典管理时期的法国工程师亨利·法约尔,他的代表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总结出的“十四条原则”,是后来各种管理原则的典范,至今还在管理学教科书中占据重要位置。例如专业化原则、权责一致原则、统一指挥和统一命令原则、控制幅度原则等,都在各种文献中不断出现。到了戴尔的时代,这些原则被精细化和逻辑化,内涵已经比法约尔时期大大丰富和完整,然而法约尔式的洞见和灵活性也渐渐失去。于是,管理原则的僵化,就成为戴尔批判的靶子。

    戴尔认为,“组织理论的‘原则’—如果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应该提供相当精确的预见。它们应该起作用。”为了使自己的批评更具说服力,戴尔借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一文中关于衡量理论是否完美的观点。弗里德曼强调实证研究,说:“作为一种实证假说体系,理论应该通过其对它意在加以‘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对一种假说的有效性的唯一检验是预测和实际情况的比较。”由此出发,弗里德曼反对那种只求理论自洽而不求现实检验的所谓实证研究。这一批评,正中实证研究的时弊。在戴尔看来,管理过程学派坚信的管理原则既不符合实证研究的标准,也不符合案例研究的标准。以著名的控制幅度和管理层次原则为例,他认为这两条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矛盾的。一个特定的组织中,扩大控制幅度,意味着将会减少管理层次;减少控制幅度,则不得不增加管理层次。虽然管理学者们对合理的控制幅度有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例如格兰库纳斯,V.A. Graicunas,他对控制幅度进行过严密的数学论证),然而,英国将军伊恩·哈密尔顿和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的例子却说明了僵化地遵循控制幅度原则不仅不能对管理实践进行有效指导,反而会阻碍管理事务的有效开展。戴尔指出,汉密尔顿强调控制幅度为36人才有效,然而,恰恰正是汉密尔顿的控制幅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导致了英军在加利波利的作战中指挥严重混乱。艾森豪威尔在准备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咨询公司的报告建议要把校长的控制幅度由132人限制到3个人。艾森豪威尔对此大加疑虑,干脆把咨询报告束之高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艾森豪威尔作为盟军统帅坚持更宽的管理幅度,而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所以,控制幅度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而应取决于个人和组织两方面的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戴尔对管理原则的批判,实际上并不完全冲着法约尔,恰恰相反,戴尔的批判,同法约尔在提出管理原则时强调的“没有什么死板和绝对的东西”,“原则是灵活的,它要求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不谋而合。对于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原则,戴尔还是比较尊重的,不过他不主张把经验总结叫做原则而已。另一方面,尽管戴尔引用了弗里德曼,但他实际对经济学的那种书面作业式的实证研究深恶痛绝。他引用弗里德曼,正是要说明那种“想象之知”的不可靠性。

    以对管理过程学派的批判为基础,戴尔强调真正的管理知识来源于管理者的成功经验。要从不同管理者的个人经验中概括出具有一定限度的管理“准则”,只能运用比较法。戴尔认为,“这种方法就是认识和描述不同组织结构中的基本相同点。对这些相同点的搜集和分析可以产生一些能够作为预测未来发展的工具而应用于其他类似或可比较情景的一般结论。……比较方法并不打算像哥白尼或爱因斯坦那样囊括一切,用少数简要公式解释所有的组织,而至多只是在一些有限的组织问题上得出一些一般结论。”也就是说,戴尔旗帜鲜明地反对事先画出高楼大厦图纸的管理理论建构,仅仅强调一砖一瓦的知识积累。

    戴尔对比较方法的运用,从他自己的研究经历中概括出了相应的要求。他强调,要想让比较方法符合“应该提供相当精确的预见、应该起作用”的标准,需要注意下述事项。

    第一,要形成一个概念的框架。即在“小心求证”之前要有相应的“大胆假设”,类型学是比较研究的前提。“研究者必须选择在不同情景中要考察的各种变数,而这些变数可以有多种类型。”换言之,研究者必须选择特定的分析角度。例如,对组织的分析可以采取角色分析,并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亚角色,以此研究管理者的行为。

    第二,注意可比较性。运用比较法研究的组织,必须要有比较的价值和意义。两个差别很大的组织进行比较,其意义显然不大。如比较中国的小学和美国的乡村俱乐部,显然,这两个组织差别很大,甚至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中国小学面临的问题,美国的乡村俱乐部不可能理解;而美国乡村俱乐部的情况,中国的小学校长自然也难以搞懂。所以,比较必须有基本的相似性。

    第三,以组织目标为基准。对组织进行研究,势必会涉及评价问题。戴尔认为,如果忽视组织自身的目标,那么对组织的评价工作将无法展开。以乡村俱乐部和通用汽车公司为例,乡村俱乐部的目标可能更多的在于使得成员之间互相了解,增进感情和友谊;而通用汽车公司的财务目标则必然定位于获取更高的利润。如果我们在对组织的分析评价中忽视了它们自身的目标,以通用的财务目标去衡量乡村俱乐部,显然会使结果趋于偏颇。

    第四,注意比较结论的恰当性。戴尔认为,比较分析的结果,并不要求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或理论,而是要求得出的结论在特定的条件之下适用于特定的情况,从而为“准则”的进一步完善预留空间。戴尔特别强调,运用比较方法要防止把某一特定成功经验扩大到其他背景和情境不同的公司的倾向,一旦走到这种盲目扩大比较结论适用范围的地步,就不再是经验主义者而是变成了普适主义者。

    运用比较法,戴尔对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国民钢铁公司和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的主要领导人的管理实践进行了研究。虽然这四家公司分属于不同的行业,但都是美国甚至全球的著名企业。杜邦公司是化学、化工领域的百年老店,历经两个多世纪(杜邦公司创立于1802年)的风雨依然活力充沛;通用汽车公司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美国乃至世界企业排行榜的头把交椅,成为美国自由企业制度成功的重要象征;国民钢铁公司则是当年美国数一数二的钢铁企业,在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中逆流而上,奇迹般地不断发展壮大;至于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则是少数几家能够同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展开百年抗争的美国公司。

    20世纪,这四家公司都取得了重大成功,所以,研究它们成功的经验,自然意义非凡。诚然,导致上述四家公司成功的因素很多,但是在戴尔的研究中,他更多地归因于公司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以及系统管理的及时建立。通过对这些公司的比较,戴尔总结出了大型企业的如下几条管理“准则”。

    第一,“通过责任会计制可以达到有盈利的控制”。为了克服当时面临的控制成本、沟通不畅等困难,责任会计制首先由杜邦公司的唐纳森·布朗、皮埃尔·杜邦等人创立,后来被通用汽车公司借鉴,随着杜邦和通用汽车的成功逐渐普及到全美甚至全世界。

    第二,“使作业分权化,并在控制上进行协调,也许可能提供一种利用大企业和小企业两者长处的手段”。实质上,戴尔在这里指的是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彼得·德鲁克总结的“联邦分权制”(又称事业部制、M型组织结构),它既能充分发挥各事业部的优势和积极性,又能使总部的职能充分发挥,有效协调各事业部的工作,使之向着共同的目标迈进。

    第三,“由集团控制代替一人控制,在集团成员见解相同、能力不等、地位平等时能取得最好的效果”。戴尔在这里实际上是要求及时建立有效的高层管理团队,以代替企业发展初期创始人大权独揽、事无巨细的“凯撒式管理”。

    第四,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制衡,有助于发挥股东的“抗辩权”,作出更好的决策。英国的阿克顿勋爵曾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此,孟德斯鸠曾指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公司所有权与管理权的互相制衡,有利于维护成员的自由,避免专断权力导致的决策失误。

    第五,可以为企业制定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戴尔认为,尤其当企业处于转型阶段时,长远规划有利于避免过于重视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

    上述管理“准则”来自于经理人员的实际经验,所以,戴尔非常强调这些准则适用的环境和条件,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准则势必要进行相应调整。因此,他坚持认为,目前尚不存在普适的管理理论,仅存在着“当前有用而最终普遍适用的理论的某些部分”。

对于这些伟大的组织者有什么共同表现,戴尔也通过比较做出了归纳。他指出,这些人取得成功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他们都有经过概略衡量的目标。诚然,不同公司面对的环境和任务是不一样的,所以,目标也大不相同。但是,他们都能够以高度的理性方式来确定本公司的目标,恰当安排他们的资源。而这种目标的衡量,必须注意相应的社会、法律环境、人员情况以及公共习俗等差异。

    第二,分工只是一种手段,而且不是事先就能计划确定的。分工从属于组织目标。对于伟大的组织者,组织工作是通向市场的道路,是打造业绩的工具。

    第三,组织和管理工作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伟大的组织者有自己的“准则”,但这种准则不是公式或者教条,而是以工艺技术、环境条件、人员情况为依据的,是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修正的。

    由此,戴尔奠定了经验学派的基本面貌。显然,这种对直接经验的重视和对建构主义的警惕,对于管理学科的发展来说,是一种有益的提醒。尤其是在学术界沿着逻辑理性不断发展“想象之知”的热潮中,戴尔的告诫,无疑是一种回到现实的清醒剂。

    值得注意的是,戴尔并不反对理论;他反对的,仅仅是那种夸大适用范围、缺乏经验支持和验证的理论。他自己以身作则,在经验总结中也有自己的理论思考。比如,在《伟大的组织者》中,戴尔通过对四个公司成功经验的总结,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论问题: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应该向谁负责?并由对这一问题的经验解答,对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

    戴尔认为,“伟大的组织者”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他们“几乎全都在他们所组织或改组的公司中有着大量的投资,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同股东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企业中所有者同经营者之间有效的权力制衡,是这些伟大企业成功的共同因素。正是企业所有者同经营者之间潜在的或者现实的利益冲突,使企业的经营决策和运行能够实现利益均衡。然而,企业发展的实际趋势是经营管理者的权力日益增大,所有者渐次淡出,对企业的影响日微。这将对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戴尔依据大量的事实指出,在20世纪中期,企业的所有者已经部分消失,或者把财富和权力转移到基金会经理人员。那种资本家主宰企业的风光早已不再,所有者就像生物进化史上的恐龙那样灭绝了,只给后人留下了庞大的骨架(杜邦家族和梅隆家族在美国是个例外)。对于这种已经消失的资本家,戴尔称其为“公司恐龙”。

    戴尔指出,美国的继承法,是“公司恐龙”绝后的重要根源,即便是“富二代”和“富三代”,能够继续“富一代”的公司事业者也越来越少。而且财产越多,后代越会倾向于从事工商业以外的事业。二战之后,企业股权的日益分散化,以及1959年美国联邦法院对“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关系法案”的反垄断判决,决定了公司通过投资获得对其他公司的控制权也受到极大阻碍。“公司恐龙”的逐渐消亡,导致所有权对经营权的控制名存实亡,管理者只对自己负责而不再对其他任何人负责,管理权的坐大,会带来一系列恶劣后果,经理的报酬过高只是最明显的恶果之一。政府加强管制和独立董事的设立,并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善。企业责任的缺失,会导致更为激烈的管制措施,不幸的是,这些措施往往没有改善企业责任,反而增大了寻租可能。因此,戴尔预言,如何有效地控制和审核企业管理活动,将是未来伟大的组织者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后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如通货膨胀,同这种公司责任缺失密切相关。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从另一角度验证了戴尔的预言。看看戴尔关于管理权坐大造成种种问题的描述,就能感受到他在罗列事实的背后隐含的深刻洞见。

    管理者权力失去所有者权力的制约,企业绩效不佳,更严重的是道德和社会责任缺失,为政府权力侵入企业内部提供了动力和借口。小股东对控制经营无能为力,当小股东对经营不满意时,除了抛售股票,就剩下跳河一条出路。所以,理论上企业由股东控制,实际上是由高管控制。独立董事也会被融化于高管群体之中。而政府的介入,将摧毁西方文明赖以繁荣昌盛的自由企业制度。因此,如何避免政府的介入,维护美国甚至西方世界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就成为了戴尔进行管理学研究的归宿和目标。然而,“公司恐龙”的灭绝无法被阻止,拒绝政府的介入又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填补“公司恐龙”灭绝留下的权力真空,从而维持组织内的“权力制衡”局面。那么,如何才能够有效填补这个权力真空呢?戴尔最终的结论是“进行独立审核的情况将会盛行”。所以,经验学派的真正闪光之处,是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研究。这一研究,正是弥补那种认定“管理是一种职业”的普适主义者理论缺陷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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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与戴尔的比较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慈玉鹏

 

在中国,一谈到管理学中经验学派的代表人物,往往首推德鲁克和戴尔。细究起来,这两位的情况有所不同,德鲁克自己没有说过他属于经验学派,而戴尔的经验学派代表身份则毫无疑问。

    国内将德鲁克划归经验主义学派,最早见于1981年马洪为《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撰写的前言:“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德鲁克、戴尔等人。”至于这样划分的原因,马洪没有详细解释,仅说:“他们认为,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都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关企业管理的科学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概括和理论化,向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实际的建议。”

    显然,以80年代初期中国对管理学的认识来看,这样的划分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德鲁克同戴尔、斯隆、福特等人的管理思想存在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德鲁克本人却始终自认为是一名“社会生态学家”,事实上,德鲁克同其他经验主义者之间确实存在不少根本性的分歧。所以,从今天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德鲁克来看,不加辨析地将德鲁克划归经验学派阵营,是不恰当的。

    具体而言,德鲁克的管理研究同以戴尔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具有相同之处,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研究起点上,双方对管理学的研究都始于企业的实际管理经验。如前所述,戴尔对管理经验的强调,构成了经验学派的主要特色和理论倾向。同样,德鲁克的管理理论也是来自于企业的管理实践。事实上,德鲁克对管理学进行研究的开端,始自1943年秋他对通用汽车公司展开的长达一年半的实际调研。然而,双方只是研究起点相同,在这种貌似相同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分歧。

    其次,在研究的侧重点上,德鲁克同经验学派都重视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的实践。在德鲁克看来,管理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人文艺术,而不是一条条空洞的理论原则。正如雷恩所言,“他的贡献主要在于管理实践领域”。因此,德鲁克将1954年出版的书定名为《管理的实践》,而抛弃了当时最流行的“管理原则”。戴尔对管理实践和经验的强调,我们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中窥见一斑。至于斯隆、福特等人,他们本人就是大企业的所有者兼管理者,通过《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斯隆自传)、《我的生活和事业》(福特自传)等著作,他们都比较详尽地记录了自己多年管理实践中形成的成功经验,都对本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管理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次,对管理研究的目标定位上,他们具有一致性,都是为了维护自由企业制度。所谓自由企业制度,指的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独立作出自身所有决策的制度。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和企业井水不犯河水,政府作为仲裁者,不能干预企业内部决策。在德鲁克、戴尔、斯隆看来,自由企业制度是美国甚至西方文明强盛的关键,一旦企业绩效不佳,就会为政府管制和介入提供借口。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长远来看,必将摧毁自由企业制度。所以,为了拒绝政府管制,更为了维护自由企业制度和业已取得的自由成果,必须提高企业的管理绩效,所以才有了研究管理学的必要。

    虽然德鲁克同经验主义者存在着上述相同点,然而,严格来说,第一个相同点仅仅是表面相似。因为德鲁克的管理研究虽然始于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调研,但是真正的研究基础和理论方法却另有源头。德鲁克在涉足企业管理之前,就出版过《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文译本由台湾宝鼎出版社有限公司于2005年翻译出版)和《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两本专著。这两本专著,更能反映出德鲁克思考的焦点。所以,与其说德鲁克的管理研究始于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经验,不如说源于对社会变迁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

    德鲁克同经验主义学派的理论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双方理论的逻辑进路不同。德鲁克的第一部专著是《经济人的末日》,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的秩序崩溃是极权主义兴起的根源。为了避免重蹈极权主义覆辙,需要重建社会组织,恢复人们在社区中的地位,发挥人们在社会中的功能。而现代组织(以企业为代表,后来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兴起,恰恰为社会的重建提供了平台,有望最终形成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所以,为了维护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发展,必然要求上述三个部门有绩效,否则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可能重蹈极权主义的覆辙。提高组织的绩效,唯一的办法就是研究管理,而这正是德鲁克管理学的起点和目标。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理解德鲁克后来提出的一系列管理学概念,包括成果管理、绩效管理、目标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知识社会等等。归纳起来,德鲁克的管理研究,以社会为平台。

    不同于德鲁克,我们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发现,戴尔对管理学的研究,始于伟大的组织者的管理经验,通过运用比较法,戴尔对不同组织者的管理经验进行总结,找出其中的共同之处,并将其概括成为供经理人参考的管理“准则”。纵然戴尔也强调成功的企业对于社会的重要作用,但是,戴尔的出发点并不是社会,而是管理者的经验。在这一点上,戴尔更接近于斯隆,而不是接近于德鲁克。斯隆基于自己多年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经验撰写的自传,同戴尔是一条道路。戴尔的管理研究,以公司组织为平台。

    第二,双方的研究方法不同。德鲁克作为一名“社会生态学家”,对管理学的研究采取的是他特有的“社会生态分析法”,具体而言,他总是从社会、经济、政治的情况出发,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状及其变化,尤其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从而找出具有启示性的“明日地标(Landmarks of Tomorrow)”,据此分析组织面临的管理问题,提出管理建议。早期德鲁克的著作,多数是对于社会的分析,正因为有这些专著作为基础,德鲁克才能够撰写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管理实践》,从而确立了他一代管理宗师的地位。同样,德鲁克晚年的作品,依然坚持这种思路,在《管理前沿》(Frontiers of Management)、《管理未来》(Managing for the Future)、《管理新现实》(The New Realities)、《功能社会》(A Functioning Society)等著作中,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分析,均放在全书的前半部分,之后才是关于组织和管理的内容。可以说,德鲁克运用“社会生态分析法”研究管理学,并贯穿其研究生涯的始终。

    与之相对应,“经验主义学派认为管理是‘经验的研究’,他们采用案例分析或欧内斯特·戴尔的比较方法作为传授和描述管理学总体的方法”。在《伟大的组织者》中,对四家著名企业的成功经验的分析,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再如,一般被认为是管理过程学派的英国管理学家林德尔·厄威克上校,1956年出版了《管理备要》,总结了70位管理先驱的思想及其对管理学作出的贡献。这同戴尔的《伟大的组织者》可谓“姊妹篇”,一个是总结管理先驱的经验,一个是总结现实经理人的经验,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也将厄威克划归经验主义学派的阵营。

    第三,双方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同。德鲁克自通用汽车公司始,研究企业组织的管理问题,但他也自始至终都关注政府管理。在其晚年,德鲁克将关注的目光放到了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方面。纵观德鲁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他试图将其管理学研究的范围涵盖到所有现代组织(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提出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假设,从而创建管理学新范式。正因为如此,德鲁克管理学始于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洞察,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分析,而不是仅仅限于管理的范畴。如德鲁克自己所言:“作为一个作者,我最为人熟知的是管理方面的著作,在美国尤其是这样。但是,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事实上,我更多的著作不是关于管理,而是有关社区、社会和政体。而且,在我撰写的15本管理书籍中,只有两本与‘工商管理’有关:一本是1964年的《成果管理》—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在数年后被称为‘战略’,另一本是我在1985年所著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德鲁克不平凡的一生中,共有39本书出版发行,包括15本管理书籍、2本小说、1本关于日本艺术的书,其余21本全部是关于社会、社区和政体的。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德鲁克自己的说法,他是公认的管理大师,但首先是一名优秀的“社会生态学家”。正因为德鲁克的管理学始于社会生态分析,这犹如医生看病之前先给病人把脉,所以,他提出的管理观点和建议才能够切中要害,而不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迅速过时。

    以戴尔、斯隆、福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他们的视野远没有德鲁克开阔,而限于“工商管理”的范畴。戴尔曾在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并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在以后的研究生涯中,他始终没有超出工商管理的范围。研究领域的“专”,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精”。同德鲁克相比,戴尔更加“精深”,而德鲁克则更加富有“远见”。

    通过对德鲁克同经验主义学者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德鲁克同戴尔代表的经验主义管理学派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共同点,但双方的差别更加不容忽视。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将德鲁克划归经验学派,甚至以德鲁克作为经验学派的代表,那么不仅会对德鲁克理论有所曲解,而且会对经验学派的理论有所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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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学派与其他学派的争论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慈玉鹏

 

1961年,孔茨发表了著名的《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拉开了管理学派之争的序幕。按照孔茨的观点,丛林中不同学派能够独立成派的标准,是坚持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对管理学理论和实践作出了较大贡献,且在管理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中,以戴尔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在管理学方法论上做出了独特贡献。

    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的方法论之争,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知识分子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论论战。20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针对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流派提出了自身的主张和见解。刚刚统一不久的德国,继承了普鲁士深厚的国家主义思想传统。然而,由于国家主义存在着束缚个人自由的弊端,所以,出现了一批与之针锋相对的学者,他们倡导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抗衡,人称奥地利学派。这一思想源头,后来发展为对全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的新奥地利学派,一批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云集于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米塞斯(Ludwig E. von Mises)、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波普尔(Karl Popper)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高举自由主义大旗,引领着20世纪的的学术潮流。

    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发展观上,是演化的而不是建构的;在认识论上,是经验的而不是唯理的。以波普尔为例,他系统考察了历史决定论,毅然决然地站到了这种建构理论的对立面,坚定地主张“零星社会工程”。这种社会观,同哈耶克主张的“自发秩序”具有很多相同点。对他们珍视的个人自由而言,因为社会工程是“零星”的和“自发”的,所以,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个人自由才不会被抹杀,人性才有自由伸张的空间。

    而国家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则与之针锋相对,他们在发展观上主张建构论,在认识论上主张理性主义。国家主义者大多同黑格尔哲学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认为历史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个人的作用就是“帮助实现不可避免的事”(波普尔语),在实践中,这种认识必然会抹杀个人的作用,极端一点,则必将扼杀个人自由。

    管理学中经验学派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争论,其实质就是经验主义同理性主义、演化主义同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论在管理学领域的继续。以戴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管理学者,主张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演化主义的发展观,他们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争论,主要有以下表现。

    认识论方面,经验学派注重企业经理人的管理经验,关注他们的管理实践和管理行为,认为决定组织绩效的关键在于“组织者”。戴尔对管理者个人的关注,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中窥其全貌,在此不再赘述。这种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坚信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小心翼翼地一点一滴地推进知识的增长,以归纳法作为增进知识的基本方法,而对演绎法保持足够的警惕。具体说来,就是要学伽利略,而不是学牛顿。要通过像测量大小不同的铁球落地时间那样的琐事扩展自己的知识,而不是演绎出一个普遍原则后再把它推广到可观测的领域中。学牛顿的危险在于,有了一个宏大的体系,当现实与这个体系不符合时,就会强迫现实向理论屈服,一旦经验不足以满足理论假设,就会向先验靠拢。戴尔在推崇经验比较方法时特别强调,“比较方法并不打算像哥白尼或爱因斯坦那样囊括一切,用少数简要公式解释所有的组织,而至多只是在一些有限的组织问题上得出一般结论”。

    然而,这种强调归纳的经验主义方法论,遭到了理性主义者的无情奚落,有人曾经尖刻地讽刺归纳方法说:“一只每天都被喂饱的猪,绝对不可能由此经验归纳出终有一天会被宰杀。”这个批评虽然不雅,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经验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经验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缺憾。

    与经验主义者相对应的理性主义者,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在管理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发端于古典时期的泰罗和韦伯,他们认为人的理性几乎是万能的,是“完全的”。在当代,继承泰罗衣钵的流派为数理学派,其成员多为运筹学家,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管理、组织、计划或决策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那么它就能用数学符号和关系来表示。”理性主义学派在管理学的逻辑建构上有着卓越的贡献,但是,其中的数学学派尤其热衷于模型构建,将管理完全等同于数理逻辑,只要具备自变量和相应规则,那么因变量就是确定无疑的,管理者个人的直觉和个人的情感在管理中没有价值,进一步推论就是管理者的功能类似于计算机,并且可以被计算机所替代。西蒙开创的决策理论学派修正了数理学派的绝对化偏差,针对古典管理者的“完全理性”观,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重视研究管理中的“非逻辑因素”。然而,西蒙仍然试图尽可能扩大理性的领地,并且“严重倾向于模型构造和数学”。这种理性扩大化的倾向,有可能会导致忽视管理者、组织成员个人的直觉和经验,过于关注决策程序和决策条件。

    发展观方面,经验学派坚持演化主义。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认为,社会发展是“人之行动而非设计”的结果。同样,戴尔主张,管理学理论也是来源于经理人的实际管理行为,即针对不规范、不成文、不正式的经验,通过运用一定的方法,总结出在特定环境下成功者的共同经验。这样总结出来的管理理论,虽然可能不如建构主义者的原则符合逻辑,可能没有美感,但却更加切中实际,有利于解决管理中面临的问题。戴尔在《伟大的组织者》中认为,通过这种途径得出的管理理论,虽然“不会立即建立起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但也许可以建立起当前有用而最终普遍适用的理论的某些部分”。

    在管理学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管理过程学派,既不同于经验学派,又不同于数理学派。与前者的区别在于过程学派采取的是明显的建构主义方法,与后者的区别在于过程学派特别注重现实经验总结而反对纯粹数理分析。管理过程学派的创始人法约尔创立的宏观管理学体系,立足于自己几十年的管理经验,而其构建理论的做法则显然属于建构主义。这个学派发展到二战之后,建构色彩日益浓厚,经验色彩逐渐变淡。由此,管理过程学派在体系日益完善和精微化的同时,也与经理人的管理实际渐行渐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验学派否定普遍主义、否定建构主义的做法,貌似偏激,实属必要。在学术上,没有偏激则没有深刻。经验学派面对其他学派的不妥协态度,有力地校正着数理学派的“机械化”偏失,打挫着过程学派的普适化扩张,使这些学派不得不正视来自经验学派的挑战而收敛自己的理论阵地,使其更为切合实际。而数理学派和过程学派对经验学派的反驳,也在时时提醒着经验归纳的局限,促使经验学派发展出带有一定普适性的准则。

    经验学派在同其他学派在方法论上存在巨大分歧,并不代表争论的双方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真正有价值的争论,会促进学派之间的互相吸收融合。戴尔同管理过程学派虽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对于过程学派的经验总结成分,他是服膺并且接受的。所以,戴尔在他的著作中对法约尔以后的过程学派第二三代学者大加鞭挞,但对法约尔本人则很少批评,原因无他,概出于对经验总结的尊重。更有意思的是,戴尔对于管理有无普遍性问题可以和过程学派的厄威克在文章中针尖对麦芒,但不妨碍他们两个人在运用比较法研究管理经验中的密切合作。两人合写的《组织中的参谋工作》就是一个例证。反过来,经验学派对过程学派的批评,促使着过程学派吸纳其中的合理成分,开始把宏观管理学体系视做一个开放系统,并且日益重视管理者的实际经验。所以,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演化主义与建构主义,双方并非不兼容,相反,双方的有效融合,形成一种推动学术进步的“必要的张力”,对于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般认为,管理学诞生于泰罗时期的科学管理运动,正因为泰罗把管理由经验变为了科学,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才有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企业管理者,大都是工程师出身,这其中包括泰罗、法约尔、皮埃尔·杜邦、斯隆等人,在某种意义上,工程师教育训练了他们的逻辑理性思维,而这种思维恰恰满足了当时大型工商企业组织对管理进行系统化的现实需要。

    工程师的专业训练,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把企业管理中面临的问题有序化、合理化,使之符合“科学”的标准。既然管理是科学,那么就有自身的体系和结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法约尔构建了管理过程学派的理论体系。需要注意的是,法约尔对管理学体系的建构,显然并不排斥经验,或者说,法约尔坚持的是经验建构主义,这就为后来该体系的完善预留了空间。同法约尔的经验建构主义不同,马克斯·韦伯的体系显然是理性建构主义的,这种理论由于坚持“工具理性”,而容易演变为日益封闭的系统。

    在管理学诞生时期,建构主义发展观,有利于管理学体系的及时建立,从而建立该学科的理论基础,这对一门学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时至今天,古典管理时期建构起来的管理学学科体系(无论是法约尔的体系还是韦伯的官僚制)尚未被完全超越,在一定意义上,后人所做的只是对法约尔、韦伯等人体系的完善和补充。

    如果说建构主义者一开始就追求建立宏伟的管理学大厦,那么反建构主义者追求的则是一点一滴的改进和完善。反建构主义同经验主义相结合,产生的就是柏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义,重视一个社会的宗教和传统,反对激烈的变革。

    由于反建构主义者往往只关注经验,反对盲目“推广”经验,所以,就有可能囿于经验而在知识领域难以迅速打开局面,创立新体系。与之相对应,建构主义由于往往片面相信人的理性,而将个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的传统和习俗丢弃,所以往往导致建立的理论成为“想象之知”,而不能成为和现实紧密联系的“熟知之知”。因之,反建构主义的贡献不在于自身的理论体系,因为反建构主义者本身就反对逻辑体系的构建。相反,他们的贡献在于对建构主义的有力矫正。建构主义同反建构主义,恰好构成理论发展中相反相成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局面。正因为有了反建构主义(包括戴尔代表的经验学派)的批判,管理学才逐渐矫正了过于理论化的倾向;同样,正因为有了建构主义(包括经验理性的建构主义和数理逻辑的建构主义),管理学才能形成自己的体系。

 

    正如孔茨所言,管理学各学派犹如一个理论的“丛林”,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关注侧重点以至研究结论,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很大不同。如果将认识论和发展观分别作为纵横坐标轴,那么就可以大致勾画出如下的二维坐标系,各个主要学派在这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位置大致如上图。

    由孔茨在1960年划分的六大学派在该坐标系中的位置,我们不难理解,正是因为不同学派秉持不同的认识论和发展观,所以才导致了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的截然不同甚至对立。随着时代的发展,管理学派还会发展变化,按照孔茨的说法,80年代,六大学派已经变成了十一个学派,然而,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无论学派有多少,任何学派都可以在这个坐标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从宏观上鸟瞰不同学派的方法论,有利于我们看清相关争论的来龙去脉及其实质,也有助于我们把握管理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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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与钱德勒的异与同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慈玉鹏

 

经验学派的戴尔与研究企业史的钱德勒是同时代的人物,两人都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这一时期的欧美社会,正经历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巨大转变。千百年来传统的小生产海洋中,突然崛起了以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Trust)为代表的垄断大企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庞大的经济巨无霸耸立在人类面前。它的正面是伟岸的身躯,背面是巨大的阴影。时代要求人们对此作出新的解释。

    时势造英雄,顺应时代要求,戴尔与钱德勒都走上了对这些新型企业组织的解释研究之路。他们两人一个出生于欧洲,另一个出生在美洲;一个先后在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另一个在哈佛大学学习社会学。

    戴尔的童年经历了德国战败、被占领、通货膨胀带来的社会秩序大混乱。青少年时期,又目睹了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体验了危机导致的恐慌。作为一名出生于德国的经济学学生,戴尔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在德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新历史主义学派的影响,在对经济学的研究中,重视对历史材料和前人经验的总结概括。20世纪30年代初,戴尔在剑桥求学。身处英伦,经验主义传统又浸润着戴尔的思想。历史主义经济学派的影响,英国的经验主义氛围,以及奥地利学派的潜移默化,使戴尔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英美的经验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同戴尔的处境不同,钱德勒出身世家,六岁就“决意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祖上同杜邦家族、福特家族都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个人兴趣和家庭背景,构成了钱德勒研究企业史的原动力。在哈佛研究生院学习期间,他师从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后来又在哈佛大学企业史研究所担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助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熊彼特的经济史分析,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钱德勒的学术取向,奠定了他独特的企业史研究视角。尤其是帕森斯,他是马克斯·韦伯的推崇者,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在世界上的影响之大,帕森斯的传播功不可没。这样,导致钱德勒偏向于理性建构主义思想。

    戴尔与钱德勒两个人,一个出生于德国,却接受了英美式的经验主义;另一个则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却因缘际会走上了欧陆式的建构主义道路。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造成两人理论差别的缘由所在。甚至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中,分析同样的资料,面对同样的企业,戴尔看到的是“伟大的组织者”,而钱德勒关注的是“事业部制结构”;戴尔着眼于企业家,钱德勒着眼于公司战略。

    更有意思的是,两个理论取向不同的学者,采用的却是共同的方法,即比较法,甚至比较对象的选择也大半重合。阅读《伟大的组织者》和《战略与结构》,可以发现两人的学术观点都是通过对典型公司的比较得出来的。戴尔指出,“对那些必须解决当前面临的组织问题的人来说,比较法似乎是最有用的。”“某些最好的答案可能来自用比较方法对组织的研究,这种方法就是认识和描述不同组织结构中的基本相同点。对这些相同点的搜集和分析可以产生一些能够作为预测未来发展的工具而应用于其他类似或可比较情境的一般结论。”钱德勒也强调:“这种比较的方法确实是对现代工商企业的历史进行这种连续不断研究的适当方法。”戴尔比较了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国民钢铁公司和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的管理经验,钱德勒则把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西尔斯公司进行比较。实际上,在钱德勒的理论研究中,比较的范围更广,除了这四家公司以外,美国现代工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大企业以及英国、德国的大企业,他几乎无一遗漏地进行过详细比较。

    虽然运用的是同样的方法,然而两人得出的结论却不一致。戴尔认为,四家大公司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重视领导者的成功管理经验。例如在对杜邦公司成功的原因进行总结时,戴尔说:“杜邦家族的人一贯强烈地倾向于信守自经验获得的价值观,因而运用其影响反对没有经验支持的演绎概念。……依据理性制定的并以经验为依据加以检验的基本原理成为管理和组织准则的框架。”钱德勒则强调,以杜邦公司为代表的美国现代工商企业,之所以能够取得持续的成功,是因为及时建立起了同公司战略相适应的结构—事业部制。

    然而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理论分歧远没有像表面上的对立那么严重,反而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关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论证就是一例。戴尔强调所有者和管理者的互相制衡,指出了“花自己的钱”和“花别人的钱”造成的巨大行为差别;钱德勒则强调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对公司运行的正面影响,提出了美国式“经理资本主义”和英国式“个人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差别。

    在《伟大的组织者》中,戴尔认为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国民钢铁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企业所有者在企业中具有一定的决定权和管理权,能够同职业经理人的权力有效制衡,从而避免了独断权力的出现。具体而言,这些所有者在企业中的主要贡献如下:①提供业务上的才干(技术知识,管理技术,经过改进的管理技巧,催化性贡献)。②提高经营管理才能及其有效使用。③提供对基本问题进行自由讨论的机会。④提出基本的和独创性的组织概念。⑤提供杰出人才进入董事会。⑥对取得的成果进行评价。正因为戴尔认识到所有者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所以戴尔对所有者缺位与消失有着极大的担忧。

    相比于戴尔重视企业所有者的立场,钱德勒更看重职业经理人在现代企业(包括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认为两权分离,建立事业部制,职业经理人地位的确立,是现代工商企业组织成熟的标志。通过对大量史料的仔细爬梳,钱德勒指出,现代公司诞生之前,企业的所有者同时也是管理者,所有的生产和分配过程,都是由“老板自行管理的小型公司来执行的”。由于交通和通讯革命,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对这种大企业的管理,超出了所有者及其家族成员的能力,于是支薪经理人逐渐走上历史舞台,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开始分离。随着市场状况和财务结构的变动,企业的股权日益分散,所有者及其后人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不断降低,“在1917年以前,企业家族或银行的代表已经几乎从未参与……中阶层管理的决策。即使在有关资源分配的高阶层决策中,他们的权力也仍然基本上是属于消极性的。”与此同时,企业中职业经理人的地位和作用却日益上升,他们不仅控制了企业的短期决策,而且也逐渐掌握了企业长远决策的控制权。“1963年,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中有169家或84.5%是由经理控制。……到20世纪50年代时,在美国经济的一些主要部门中,经理式的公司已经成为现代工商企业的标准形式。”

    平心而论,从整体上看,钱德勒对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不同作用的分析,可以更好地解读大型企业的发展历程,他为经理人阶层的崛起、科学管理运动甚至管理学的诞生寻找到了历史坐标。但是,戴尔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大企业的快速发展,所有者变成了“企业恐龙”而消失,导致管理权力支配一切,决策开始倾向于为了经理阶层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客户利益与社会利益,会孕育出极大隐患。从近期爆发的次贷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动荡来看,我们就不能不说戴尔的观点独具慧眼。

    从戴尔与钱德勒的不同来看,如果不了解戴尔的观点,就无法看到管理权力独大带来的危害,就有可能在过去栽过跟头的地方再度摔跤;而如果不掌握钱德勒的理论,就难以理解经理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奥秘,就可能在现实面前惶恐不安而手足无措。也许,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任何理论,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理论本身的纰漏甚至荒谬,而在于某一种理论的一统天下。不同观点的交锋甚至抗衡,正是学术的正道。据《论语·子罕》记载,孔子有言:“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抱着一个无知的虚心态度,在两个极端的学术观点之间叩问,一直究根问底直到找出答案为止,才能够推进理论的不断进步。

 

(欢迎对《管理学家》杂志社的文章提出建议或投稿,联系邮箱:guanlixuejia@gmail.com

 

戴尔大事年表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整理:张瑜

1917          出生于德国汉堡(HamburgGermany)。

1930           在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攻读经济学专业,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1944          发表《美国工业中管理和工头的关系》(Relations between Management and Foremen in American IndustryForemen’s Unionization, an Interim Report

1945        发表《年度工资和就业稳定技术》(Annual Wages and 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Techniques);《工业的联合组织:工业中公投的角色研究,第一部分》(Unionization of foremen: Part 1 of a Study of the Foreman’s Role in Industry;《管理中工头的发展:工业中工头的角色研究,第二部分》(The Development of Foremen in Management: Part 2 of a study of the Foreman’s Role in Industry)。

1947          发表《公司年度报告的准备》(Preparation of Company Annual Reports)。

1949          发表《通过劳工管理合作提高生产率:公司和工会经验分析》(Great Productivity through Labor—Management CooperationAnalysis of Company and Union Experience)。

1950          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发表《集团谈判的经济信息资源》(Sources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for Collective Bargaining)。

1950—1964    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和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

1950—1969    担任杜邦(Du Pont)公司、国际商业机器(IBM)公司、好利获得(Olivetti)公司、联合利华(Unilever)公司和雷诺(Renault)公司顾问,并担任普强药厂(Upjohn)和托比斯泰基金会(Tolstoy Foundation)董事会成员。

1952          出版《公司结构的计划和发展》(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he Company Organization Structure)。

1960          出版《伟大的组织者》(The Great Organizers);与厄威克(Lyndall F. Urwick)合作出版《组织中的参谋工作》(Staff in Organization)。

1962          参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管理理论学术讨论会。

1964          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康奈尔大学工商与公共管理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Cronell University)发表《高速计算机应用与商业用途的决策过程》(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the Commercial Use of High—Speed Computers)。

1965          出版《管理:理论与实践》(ManagementTheory and Practice);出版《管理读本:里程碑与新前沿》(Readings in ManagementLandmarks and New Frontiers)。

1966          MichelonLeno Ceno合作出版《现代管理方法》(Modern Management Methods)。

1967          出版《组织》(Organization);欧内斯特·戴尔协会出版《长远规划》(Lone Range Planning)。

1968          担任管理学会第23届主席(23rd president of Academic of Management)。

1969          中风,治疗恢复。

1992          独自去南美洲继续工作。

1996          816日在曼哈顿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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