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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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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理论的大师:熊彼特和克里斯滕森  

2011-07-13 14:59:15|  分类: 思想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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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栏目主编:刘文瑞教授(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本期主笔:慈玉鹏(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编者按:

大师思想,实践源泉。从创刊伊始,《管理学家》杂志每期深入介绍一位管理大师的思想和实践,迄今已六十余位。读懂大师,读懂管理。更多系列文章请持续参阅《管理学家》为您呈送的“思想史”栏目。

 

作为经济学家的熊彼特,在管理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严格区分了“增长”与“发展”的不同,对创新做出了自己的独家研究。尽管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发表已近百年,但他关于创新的五种表现,关于创新就是“新组合”的论证,关于创新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关于企业家的界定,至今依然振聋发聩。在创新理论上,我们至今只能以熊彼特的马首是瞻。从社会的发展来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应急效应,使与熊彼特同时代的凯恩斯成为耀眼的新星,而不合时宜的熊彼特在早期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但随着滞胀的压力与知识经济的诞生,凯恩斯的光环开始褪色,熊彼特的影响开始展现。有理由认为,熊彼特在21世纪的学术影响还会持续不衰。

    克里斯滕森的“破坏性创新”理论,对创新与维持的关系进行了令人信服的研究,他关于非消费者、未充分满足的消费者、过分满足的消费者三类顾客的划分,导出了新市场、高端市场、低端市场三种环境,由此而顺理成章地推出了新市场破坏性创新、维持性创新、低端破坏性创新三种企业创新模式,并对组织变革和管理观念转变、运行程序转变的关系进行了解答。他的理论,不仅对现实管理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管理学本身的变革也具有启发作用。也许,今后的管理学科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破坏性创新。

 

熊彼特的矛盾人生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慈玉鹏

 

人是什么?一堆矛盾而已!

----大卫·休谟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是经济学家而不是管理学家,但他提出的创新理论,却在管理学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1983年,为了纪念熊彼特诞辰100周年,管理学的泰斗彼得·德鲁克撰文,将熊彼特比做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认为“他有大智慧”,必将“永垂不朽”。的确,现在看来,围绕着熊彼特的是数不清的荣誉和光环,然而,在他生前却没有如此荣光。正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言:“伴随着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而来的始终是一种悲情与孤寂,他的理论(主要是创造性毁灭理论)在其去世多年后才为世人所接受与推崇,其‘经济财富守护神’的盛名与匆忙的一生相比,也显得姗姗来迟,步履蹒跚。”那么,在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成就的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熊彼特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在一篇未曾发表的自传性小说的开头,熊彼特写道:“请把我放在这样的背景中去看!否则将很难理解我所描写的一切。想要了解一个人,他的民族和他所生长的社会背景是关键。”

在经济学历史上,1883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的28日,约瑟夫·熊彼特出生;65日,约翰·凯恩斯出生。看看熊彼特和凯恩斯两人后来的际遇和影响,不由让人发出“一时瑜亮”的感叹。同年314日,卡尔·马克思逝世,这又预示着经济学界老一代的谢幕和新一代的出场,历史往往就是由这些偶合改变的。也是在这一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出版了《经济学方法论探究》(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nomics),同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代表的德国新历史学派展开了经济学史上著名的“方法论论战”。一定意义上,马克思、门格尔、施穆勒三人,构成了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前提,而与他同龄的凯恩斯,则是了解熊彼特的一个绝妙的参照。

约瑟夫·熊彼特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的特里希市(Triesch, Austro-Hungary,即今捷克共和国境内的Trest,在布拉格以南120公里处)的一个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担任特里希市长一职,19世纪30年代早期,约瑟夫的曾祖父创办了当地第一家纺织厂,引发了特里希的工业化进程,此后,约瑟夫的祖父和父亲先后继承了该厂的所有权,由于经营有方,该厂一直生意兴隆。这一家三代,无疑就是后来熊彼特描述的“企业家”原型。他的母亲乔安娜(Johanna Schumpeter)出生于医生世家,约瑟夫的外公时任伊赫拉瓦市一家市立医院的院长。

这一家庭在当时的奥匈帝国具有代表性,他们家境殷实,能够博得周围人们的羡慕,然而却很难进入社会上层。帝国社会崇拜的是贵族,人们对名字中是否带有冯(von)和被别人尊称为“阁下”是极为在意的。熊彼特的母亲乔安娜不甘于现状,一直梦想着更上一层楼,跻身于贵族阶层。然而,天不遂人愿。1887114日,在一次狩猎事故中,约瑟夫年仅31岁的父亲意外死亡。此时熊彼特还不满4周岁,母亲也刚满25周岁。祸不单行,乔安娜的父母也随后双双去世,一连串的打击,反而更加激发了乔安娜翘首期盼进入上层社会的意志,这位坚强的母亲,把对丈夫的期望全部转移到儿子身上。为此,她反复向年幼的熊彼特灌输这样一种信念:“你应该成功!你应该成为贵族社会的一员!”可以说,乔安娜这种出人头地的强烈渴望,塑造了约瑟夫的矛盾性格,也成为日后约瑟夫忘我工作的动力之一。

进入上流社会离不开良好的教育,188810月,母子俩搬到了位于维也纳南150英里的格拉茨(Graz),约瑟夫·熊彼特进入格拉茨公民小学就读。在母亲的督导下,约瑟夫的拉丁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进步迅速,为日后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也许是为了让儿子有资格、有条件接受最好的教育,189399日,32岁的乔安娜同比自己年长33岁的奥匈帝国陆军副元帅西格蒙德·冯·凯勒(Sigmund von Keler)结婚,由于继父的贵族身份,约瑟夫·熊彼特得以进入特蕾西娅人文中学读书。这所中学是赫赫有名的玛莉亚·特蕾西娅女王(Maria Theresia)于1747年创办的,女王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兼有奥地利国王、匈牙利国王和波西米亚国王三个头衔,这个学校就是女王为了推行她的开明专制改革、培养有学识的外交官和政府官员而举办的,是贵族子女接受教育的地方。后来奥匈帝国大多数有影响有地位的人,几乎都在该校读过书。对于乔安娜而言,约瑟夫能够进入特蕾西娅人文中学,犹如打开了一扇通往上层社会的大门,从此,儿子辉煌的未来不再是梦。

熊彼特在特蕾西娅人文中学的课程主要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地理、文学、自然科学和历史。这个学校不仅课业繁重,而且要求非常高,例如,希腊语课程的教材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读本。这些课程,对一般学生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由于外语基础较好,再加上天资聪颖以及母亲的严格要求,熊彼特一直保持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因为学有余力,他还开始阅读社会学、哲学、建筑学的著作,甚至到附近的大学旁听感兴趣的课程。

1901年,熊彼特从特蕾西娅人文中学顺利毕业。这8年的“准贵族”学习经历,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熊彼特在这里从少年转变成了青年,性格逐渐定型,积淀了日后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某种意义上,扎实的语言功底,为他日后从事研究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优异的学业成绩,助长了他的桀骜不驯;贵族公子云集的环境熏陶,养成了他的风流倜傥;母亲的期望,种下了他自我奋斗的不竭动力。更重要的是,出身中产阶级的残酷现实,造就了他内心深处无法驱除的自卑。就身份而言,在贵族子弟中他明显属于异类;就才干而言,他又瞧不上那些纨绔公子的水平。恃才傲物与自卑情结的交织,伴随了熊彼特的一生。

中学毕业后,同大多数出身贵族的同学不同,熊彼特申请攻读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学学位。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奥匈帝国是讲门第的,尽管他有优异的成绩,也养成了贵族式的举止习惯,但由于自己出身中产阶级,若选择仕途或进入军界,很难有光明的前途。在熊彼特及其母亲乔安娜看来,屈居人后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学术道路。虽然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熊彼特一直强调理论的纯学术性,反对学术过于现实化,以一个超俗脱凡的纯学者自居,但考虑到熊彼特以后闯荡政界和金融界的事实,笔者认为,此时他选择学术道路,肯定带有一定程度的无奈和功利。

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学术之都、艺术之都,而维也纳大学,则是这个学术之都中最璀璨的明珠。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时,由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经济学,历经“方法论论战”的洗礼,经由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和庞巴维克(Eugen Bohm- Bawerk)的继承发展,已经蔚然成型,成为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匹敌的理论体系。由于熊彼特选择攻读法学和政治学学位,所以进入大学的第一学年他并没有过多关注经济学。从第二学年开始,他被经济学吸引,并创作了他平生的第一批学术论文(统计学方面),这可以视为他日后强调经济学要注重应用统计学知识的滥觞。

随后几年的大学生涯,熊彼特一方面是位才华横溢、勤奋刻苦的学生,为了钻研一个理论问题,可以整日待在图书馆中,废寝忘食;另一方面是位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儿”,在教授和同学们面前夸夸其谈。为了满足谈资,他会在私下花费大量时间充实自己的脑子。这种似乎是为了炫耀,或者是为了掩饰什么的“两面性”,正是中学时代贵族子弟圈子留下的印痕。此时的熊彼特,吃饭总要去最高档的餐厅,点最贵的红酒,穿着必定考究,言谈必定高傲。由于人长得帅气,能讨女生喜欢,还得到了“风流多情”的评价。

大学最后一学年,熊彼特参加了庞巴维克主持的讨论课,一同参加的同学包括奥托·鲍尔(Otto Bauer)、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等。这几位后来都名闻遐迩。鲍尔和希法亭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米塞斯则得到庞巴维克真传,坚持自由竞争和宪政民主,成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为了激发学生的热情,庞巴维克选取“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讨论的主题,如此一来,庞巴维克、米塞斯为一方,鲍尔、希法亭为另一方,课堂就成了辩论场。而熊彼特在这种辩论中最为特殊,他摆出一副超然姿态,一会儿代表这一方,一会儿又为另一方辩护,在双方之间不停地转换立场。对于熊彼特来说,立场是次要的,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才是重要的;观点是次要的,方法的精到和思辨的缜密才是重要的。这一点,在熊彼特后来的经历中也不断有所表现。

受教于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同未来世界上的一流学者朝夕相处,并与他们进行知识上的交锋,使熊彼特领略到了经济学的无穷魅力,享受到让无数人羡慕不已的美味佳肴。1906216日,熊彼特获得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顺利毕业。为了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他随即开始横跨亚非欧的游历。舟车劳顿之余,熊彼特依然以独特的风格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一方面,他积极投入学术活动,在柏林参加施穆勒的经济学讨论课,在法国参观世界著名的巴黎大学,在伦敦拜会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并开始构思自己的处女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精髓》(The Nature and Essence Theoretical Economics);另一方面,他讲气派,住豪宅,骑高头大马,频频出入上层社交场合,结交各界名流。此时的熊彼特,颇有些志得意满,他曾对人戏言说,自己一生有三大目标:做维也纳最完美的情人、欧洲最出色的骑手、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1907年,才华横溢的熊彼特,遇到了貌美如花的英国女子格拉迪丝·西维尔(Gladys Richarde Seaver),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两人随即陷入热恋,115日,熊彼特和西维尔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生活虽然美好,却因两人聚少离多,感情日渐淡薄,随着两人双双出现外遇,这段婚姻后来变得有名无实。

游历结束后,在老师庞巴维克的推荐下,熊彼特到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大学任教。切尔诺维茨是个距离俄国边境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地方(今属乌克兰),但熊彼特初出茅庐,意气奋发,桀骜不驯的性格依然如故,令校方头疼不已。官方开学集会,所有教师都正装按时到会,唯有他一人迟到而且还穿着马裤猎装,院长指责他,他反而对院长说,会议时间同他的骑马时间冲突,干脆调整会议时间来适应他。再如,因为档案管理员不允许学生自由查阅档案,他一怒之下,竟然去找管理员进行决斗。虽然生活上放荡不羁,但是他在学术研究上却成果迭出。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顺利出版。在这本书中,熊彼特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的灵魂人物,创新与企业家共同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兴衰和经济发展的周期。该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熊彼特一举成名。1911年,他申请格拉茨大学的教授席位,然而,这个学校的聘任委员会反感他的言行与狂放,对他的学术成就不认账。最后,凭借庞巴维克的推荐和政府的干预,由奥匈帝国皇帝弗朗兹·约瑟夫在胡浮堡皇宫亲自接见熊彼特,并授予他大学教授头衔,从此,熊彼特成为了“整个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对熊彼特最大的教训来自于格拉茨大学学生的反抗。就在熊彼特来到这个学校的第二年,学生们对他的不满爆发出来,指责熊彼特的课程难度太大,书目太多,分数太低,讲课内容太乱。学生们把熊彼特赶出教室,还要求校方换人。骚乱持续了三星期,惊动了州长和教育部。经过这一事件,熊彼特有了明显的改变。

三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熊彼特得以免除军役,但奥地利已经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自1916年开始,熊彼特逐渐走出书斋,介入政治活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失败而告终,奥匈帝国解体为奥地利和匈牙利等部分。由于熊彼特积极奔走,再加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鲍尔和希法亭等人的推荐以及形势的需要,他先后出任德国社会化委员会经济顾问和奥地利共和国的财政部长。这时的熊彼特,仅仅36岁,可谓前途无量。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在熊彼特人生的这段巅峰时期,他的性格弱点也全都暴露了出来。熊彼特的血液里,没有政客和商人的基因,所以,别人看起来相当好的从政经商道路,都被他自己搞砸了。在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中,他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重要性,这无疑同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的“社会化”政策格格不入。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化,是指把生产资料由私有转化为社会所有。这种政策违背熊彼特的学术逻辑,但却在战后具有应急性质,所以,在德国社会化委员会中,熊彼特出人意料地主张迅速、全面地推进社会化。对此,他对那些诧异者给出的解释是:“当有人想要自杀的时候,最好留个医生在他身边。”在待人接物方面,熊彼特也显得幼稚,缺少政客的圆滑,在同事们中间难以取得支持和信任。在私生活方面,面对当时国内一片混乱的经济形势,作为财政部长,熊彼特呼吁国民多多储蓄,勒紧腰带过日子,而他自己却租下了一整座城堡,在一家豪华酒店里有一间套房,甚至还养着几匹宝马。通观上述种种,熊彼特为人诟病自然在所难免,不得不辞职。

191910月份,熊彼特不再担任财政部长一职,开始进入商界冒险。19217月,鉴于熊彼特前任财政部长的身份以及经济学教授的头衔,奥地利的彼得曼银行(Biedermann Bank)邀请他担任行长,并且待遇丰厚,以换取政府对这个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许可。对熊彼特而言,这正中下怀,一方面自己的奢侈生活可以延续,另一方面自己的经济学知识有了用武之地。不过,银行只是想用他的名头,并不给他决策权,这倒也合熊彼特的心意,他把精力用在股票市场的投机上。开始,熊彼特运气不错,财源滚滚,于是,他更加趾高气扬,生活越来越奢侈,甚至完全无视世人的目光。据说有一次他甚至租了一辆马车,怀拥两个妓女招摇过市!还有一位在熊彼特家住过一段时间的妓女,自称奈莉·熊彼特(Nelly Schumpeter),四处宣扬自己是他的妻子!然而,这种富贵终属黄粱一梦,他给一个特蕾西娅中学同窗的骗子提供担保,使他几乎破产。1924年,奥地利发生经济危机,他在股市的投资也血本无归。911日,熊彼特被濒临破产而改组的彼得曼银行辞退,进入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阶段。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积蓄用来偿债,即使这样,彻底还清债务,仍然花了他此后15年的时间。

铩羽而归,熊彼特不得不重操旧业。19251015日,他被获准进入德国波恩大学公共财政学院担任教授。熊彼特的到来,在德国经济学术圈引起不小的轰动,一位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学生写道:“在波恩,让熊彼特授课的想法对经济学的学术世界是引起轰动的事情。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德国大学重新讲授经济理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波恩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经济学家的麦加。”除授课、研究经济理论之外,熊彼特还要撰写大量迎合公众口味的时评短文,以赚取外快,因为他还欠着一屁股债。但即便如此,熊彼特也绝不会勒紧腰带过日子。他的身边从来不缺少女人,就在成为波恩大学教授之后的第20天,他以改信路德新教的方式,同比他年轻20岁的安娜·莱辛格(Annie Reisinger,即安妮)结婚。此时的熊彼特,可谓身心俱疲,只有在安妮那里,才能找到久违的宁静。为了不让新婚妻子受委屈,熊彼特不惜重金,租下了德国皇帝年轻时曾经住过的房子。很快,安妮怀孕了,这对新婚夫妇翘首盼望着新生命的诞生。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1926年,当一切似乎正在好转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622日,65岁的母亲乔安娜因动脉硬化在维也纳去世。自从4岁始,熊彼特就与母亲相依为命,无论何时,母亲都是他的信心来源和精神支撑,不论政界失意,还是投资缩水,都不会使熊彼特气馁,只要他的母亲在,斗志就在。如今,母亲已逝,熊彼特在世上惟一的亲人就只有妻子安妮了。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83日,安妮因产后大出血不幸去世,而尚未来得及取名的儿子,也在出生3小时45分钟之后夭折。遭受一连串的打击之后,熊彼特的精神几近崩溃,当天晚上,他写道:“我可怜的、心爱的安妮不在了……我也许应受许多惩罚,但不应该受这种惩罚。”妻儿去世后,熊彼特将他们安葬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波普尔斯多夫墓地(Poppelsdorf Cemetery),他甚至买了一对墓地,以便自己死后能够葬在安妮身边。在以后的日子里,熊彼特每天都要独自一人到妻儿墓前献上一支玫瑰。而在他家里,则挂着妻子和儿子的遗像。安妮自己的房间,一点都没有变动,甚至她的衣服仍旧挂在衣柜中。安妮去世之后不久,熊彼特发现了她的一本日记,从此开始每天摘抄其中的段落,这个习惯,他终生都没有改变。

为了排遣心灵上的苦痛,熊彼特试图通过发狂的工作来暂时忘却精神上的痛苦。在安妮去世后的第一年里,他发表了15篇文章和5篇书评。此外,朋友们的无私帮助,也让他逐渐从悲痛中走出,重新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学研究上。1927年,熊彼特接受哈佛大学邀请,在马萨诸塞的剑桥镇教了一个学年的经济学课程。这一个学年的工作,使哈佛和熊彼特都在心中接受了对方。1928年秋回到波恩时,熊彼特已经从伤痛中恢复,但他依然每天会到妻儿墓前献上一支玫瑰。在随后的几年中,熊彼特重访哈佛,并且接受神户大学邀请到日本讲学。这段经历,使他对日本产生了深厚感情,另一方面,熊彼特也对日本经济学界产生了持久影响,由于他强调要研究数理经济学,“以至于今天一些最为出色的数理经济学家是日本人”。至今,日本一桥大学仍保留着一座“熊彼特教授图书馆”。

19329月,熊彼特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正式成为该校的经济学教授。熊彼特的到来,为哈佛经济学院注入了巨大活力。他俨然是经济学术圈中的“企业家”,在他的带领下,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的学术水平焕发了勃勃生机,聚集了号称“熊彼特之七贤会”的一批青年经济学家,包括爱德华·梅森、爱德华·张伯伦、华西里·列昂惕夫(获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哈里斯、道格拉斯·布朗、奥佛顿·泰勒。他还培养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生,包括弗里茨·马克卢普、罗伯特·海伯纳、保罗·斯威齐、保罗·萨缪尔森(获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留重人、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等等。正是从熊彼特开始,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进入了历史上的辉煌年代。

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熊彼特一刻也没有停止理论研究工作。经过近十年的思考和写作,193812月,《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终于杀青并出版,在这部两卷本巨著中,熊彼特以其独特的视角,对经济大萧条提出了迥异于凯恩斯的观点和解决方案。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爆发使熊彼特郁郁寡欢,因为奥地利是他的故乡,德意志文明和日本文明是他精神家园。为了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战争中转移开,他开始撰写“小杂文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年出版之后,这本他自己不看重的书却受到广泛好评,成为畅销书。随后,熊彼特开始撰写《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直至去世,该书仍未杀青,最终由其遗孀伊丽莎白·熊彼特(Elisabeth Boody Schumpeter)编辑整理后于1954年出版,而此时,伊丽莎白也已因积劳成疾去世两年了。

承受了政坛和商界的折磨,经过了母亲、妻儿去世的打击,熊彼特依然在同命运进行抗争。在风格上,他依旧是那个贵族气息浓郁的教授,每次上课都踏着最后一分钟准时出现在门口,“优雅地脱下那件制作精良的大衣,黑色的帽子被搁到一边,然后一根手指接一根手指地脱下手套……”感情生活上,虽然他对母亲和妻子的思念一点都没有减少,而且一直保持着摘抄安妮日记的习惯,然而,他身边不乏年轻漂亮女人的身影。在安妮去世后一年左右,熊彼特的研究助手米娅成为他实际上的情人,两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了八年,最终因熊彼特移居美国而不得不分手。在哈佛,熊彼特的身边同样不缺少女人,包括在一次讨论课上认识的女博士莫丽,也成为熊彼特的挚友。

不知不觉,熊彼特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他日益厌烦了无所拘束的单身汉生活,渴望有一个宁静的居所,能够让他“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此时,有一个女人,恰恰能够给予熊彼特这些,她就是伊丽莎白·布迪·法鲁斯奇。1937816日,54岁的新郎和39岁的新娘在纽约的一所新教教堂举行了婚礼,而这位曾经的“浪荡贵族公子哥儿”,随后迎来了自己在学术上的第二个高产期。

195018,熊彼特因动脉硬化去世,享年66岁。纵观熊彼特的一生,传记作者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曾说:“矛盾、失败、灾难和失望是熊彼特生活和工作的主要音符。他过着一种矛盾的生活,从事着一种矛盾的事业。他思考着矛盾的思想,写着充满矛盾的著作。……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这一失败的事业作为整体却是一种成功。”

 

《管理学家》杂志社在本期专题中对熊彼特和克里斯滕森进行了解读和采访,更多文章请参阅:

《熊彼特论创新》    慈玉鹏(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作为摩门教徒的创新大师:克里斯滕森》    慈玉鹏(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克里斯滕森的创新理论》    慈玉鹏(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创新与管理》    刘文瑞教授(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熊彼特大事年表》    慈玉鹏(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克里斯滕森大事年表》   慈玉鹏(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欢迎对《管理学家》杂志社的文章提出建议或投稿,联系邮箱:guanlixuejia@gmail.com

 

熊彼特论创新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慈玉鹏

 

他是创新理论的先知,是这个世纪最老练的保守派。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武侠小说中的各位大侠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如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欧阳锋的蛤蟆功、一灯大师的一阳指等。学术圈中的名人也都有自己的成名绝技,如泰罗的科学管理、西蒙的决策理论、德鲁克的目标管理等。熊彼特的绝技,无疑就是创新。

    如今,创新几乎已成为大众媒体的口头禅,开口闭口都要创新。科技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等等,不绝于耳。管理学界也不能免俗,国内甚至有学者将创新视为管理的职能之一,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并列。这种说法是否科学?有多少合理性?尚有待于论证。本文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正本清源,搞明白什么是创新,谁进行创新,然后才能摆正创新在管理中的位置。

    创新作为一个严肃的理论命题,最早、最系统的论述见于熊彼特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前者仅仅是由于人口、资源等外部因素变化引起的经济量的增加,而后者则是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引入了“新组合”而导致的经济上质的优化。此处的新组合是指:“改变我们的需要得以满足的现存状态,改变事物和力量的相互关系,把某些东西组合起来和把其他一些东西拆散开来。从技术上以及经济上考虑,生产意味着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东西和力量组合起来。每一种生产方法都意味着某种这样的特定组合。……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从中获得一条铁路。”在熊彼特看来,“新组合”的过程就是创新,具体包括下列五种情况。

   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产品创新,如铁路相对于土路,电话相对于电报,个人电脑相对于大型计算机,笔记本电脑相对于台式机,U盘相对于3.5英寸软盘,都可以划归此类。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鉴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绝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举例来说,化工业中的侯氏制碱法相比于索尔维法,冶金业中的电解制铝法相对于化学制铝法,钢铁业中的转炉炼钢法相对于坩埚法,都是属于生产方法上的创新。对于这类创新,熊彼特强调,不需要建立在新的科学发现的基础上,仅仅需要把已有的生产要素进行新的排列组合即可。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量这类创新,如沃尔玛代表的大型超市,相比于百货大楼,它没有任何技术上的创新,但却进行了大量处理商品的方式上的创新。

   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笔者认为,此处的“新市场”,包含两重含义:一方面是地域意义上的新市场,我们通常强调企业要“走出去”,开拓国外市场,即为此类创新;另一方面是细分意义上的新市场,如IBM先以各类机构为主要消费者,制造大型计算机,后来转而面向个人消费者,制造个人电脑,这也是开拓新市场的创新。市场细分意义上的创新,往往是同产品创新结合在一起的,没有产品的创新,市场细分创新将成为无源之水;没有市场细分创新,产品创新将很难有持续的动力。

   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原材料是产品的构成要素,缺乏原材料,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将难以维持生产,所以控制原材料,是实现生产“新组合”不可或缺的前提。反之,若原材料不能满足需要,或者干脆没有原材料,要想维持生产,只能通过生产工艺创新,用其他原材料进行替代。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当属人造橡胶的发明及应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遭到英国海军封锁,橡胶等战略物资被禁运,在这种形势下,德国科学家发明了人造橡胶,以代替产自热带地区的天然橡胶。需要指出的是,德国科学家制造出人造橡胶,仅仅是发明,而不是创新。德国企业家将人造橡胶用于汽车、大炮等工业,装备“德国战车”的过程,才是创新。

   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此处对创新的解释有些让人费解,难道垄断也是创新吗?要把握这一点,首先要理解熊彼特语境中创新的前提,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指出:“我们主要设想的是一个商业上有组织的国家,其中私人财产、分工和自由竞争居于统治地位。”也就是说,熊彼特在此虚构了一个没有政治权力介入的纯粹自由竞争的市场,以此为出发点,在市场竞争中,随着优胜劣汰的过程,很可能会造成自然垄断局面。而垄断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垄断者能够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实现生产效率的最优化,把竞争者挤出市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认为“造成一种垄断地位”的过程,无疑属于创新。同理,如果垄断者不思进取或者决策失误,生产效率下滑,其他竞争者会应运而生,生产的“新组合”将会逐步取代旧组合,原有的垄断企业无法维持垄断局面。所以,“打破一种垄断地位”,亦为创新。

    由上述五点,我们可以发现,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显然限于生产过程,重点关注企业内部。科学发明、政府改革、社会进步等方面,可能会对创新有所帮助,或者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创新本身。另外,在熊彼特看来,不仅需要对生产工艺、产品进行创新,更要对生产的组织过程、产品的处理方式、企业的管理结构进行创新,笔者认为,后者可以理解为管理创新。但是,实现管理创新的,却不是管理者,而是领导。至于管理与领导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表述:管理重在执行,领导重在决策。熊彼特指出:“领导的劳动在生产有机体的等级中处于较高的地位。……领导的劳动,却与执行的劳动及土地的用途这两者不同,它显然居于支配地位。……而使它与被领导的劳动区别开来的其他特征似乎构成了它的性质:领导的劳动有某种创造性的东西,即它能为它本身定出它自己的目的。……更大的重要性似乎可以赋予另一个因素:这就在于对生产的方向、方法和数量作出决定。”所以,熊彼特语境中的创新,似乎包含如下逻辑思路:通过领导,实现管理创新,而生产工艺、产品方面的革新,一定程度上是作为管理革新的结果出现的。

    因为创新是围绕着自由竞争的企业展开的,所以熊彼特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企业家的标准,在于能否实现“新组合”。他指出,不管一个人是不是企业的最高领导人,只要实现了生产的“新组合”,即上文提到的五种情况,那么他就是企业家。显然,熊彼特在这里强调的是“新组合”,具体而言,企业从事日常规范管理的人员,自然不是企业家;如果企业所有者满足于现状,仅仅按照以往的方式进行生产,那么他也不是企业家;如果企业的一位中层管理者,改变了生产流程或采取措施提高了产品质量,那么他毫无疑问就是熊彼特笔下的企业家;哪怕是一个基层的经理,只要他能够做到五种创新之一,那他就是企业家。最基层的员工能否成为企业家呢?从逻辑上来推断,基层员工可能会做出发明创造,可能会实现工艺改革,但无法形成“新组合”,所以不是企业家。熊彼特的创新,是以企业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明确指出:“不管是哪一种类型,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当他建立起他的企业以后,也就是当他安定下来经营这个企业,就像其他的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因此,“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一个专门意义上讲的社会阶级”。

    尽管熊彼特的研究对象是企业,但是,按照他的逻辑来推论,只要实现了上述五种创新,哪怕名词发生了变化,比如,产品换为服务,市场换为社群,创建一种新型公共组织(比如美国建国时创立的复合分权体制),都可推论为创新。所以,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并不是完全同科学家、政府官员、进步人士无关,他们只要做到这些创新,也就成为另一种“企业家”。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把握企业家的内涵和外延。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推行的“政府再造”中,所谓“对政府的企业化改造”,“以企业家精神推进公共管理”,正是这一含义,而不是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把政府变为营利的企业,把官员变为寻租的商人。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企业家进行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哪儿呢?针对这个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亚当·斯密认为,动力来自于“经济人”的自利;马克思认为,动力来自于利润动机;桑巴特(Werner Sombart)认为,原动力出自犹太教义;马克斯·韦伯则认为,原动力出于加尔文派的新教伦理。对于这个问题,熊彼特提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上述所有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家的行为。企业家进行创新,不仅仅是为了享乐,更不是为了实现“天职”,而是出于如下三种信念。

    第一,“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虽然不一定是)一个王朝。”

    第二,“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

    第三,“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智谋的欢乐。”

    上述三种信念,似乎可以概括为“骑士精神”,对熊彼特的论述,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这是熊彼特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的写照。熊彼特酷爱骑马,宣称要做“欧洲最出色的骑手”,其家族成员代代都相信一个传说:他们祖上有一位伟大的骑士—冯·熊彼特男爵,1272年,这位伟大骑士同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伯爵共同缔造了神圣罗马帝国。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熊彼特认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既非为了钱财,亦非为了信仰,而是一种“意志”、一种进行“创造”的欢乐。另外,熊彼特“来自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却又从小在贵族阶层的氛围中长大,这种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笔下的企业家既充满魅力,又不受中产阶级价值观影响……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有他这样的眼界,也再没有其他任何环境因素能比这个更有助于扩展眼界了”。不论作为官员、银行家还是经济学家,熊彼特似乎一生都在试图证明,自己比他人强。在熊彼特的心目中,成功是压倒一切的,为了达到目的,他甚至不惜放弃自己坚持的观点。回顾当年任彼得曼银行行长时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沉迷于酒色的花花公子,而是一个精明的投机家、一个野心勃勃的商人。

    其次,熊彼特已经涉及到了现代激励理论的重要观点。《经济发展理论》首版于1911年,距离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等人开创人本主义心理学尚有半个世纪之久。以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为基准,显然,熊彼特对企业家动机的解释已经涉及到了较高层次的需要,如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这些,恰恰是经济学自亚当·斯密时期诞生以来,在“经济人假设”中忽视的因素。当然,熊彼特批评“经济人假设”,主要基于该假设往往使人过于关注物质层面,忽视其他方面的需要,而他提出的企业家进行创新的动机,恰恰是这种需求。所以,熊彼特的观点,已经早于后起的行为科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有力的矫正和补充。

    作为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正由于创新与企业家的不连续出现,才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现象,进而他认为,随着企业家精神的消失、创新的机构化,经济周期将逐步消失。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熊彼特对创新的内涵以及企业家的职能和动机进行的分析,可以使人们认识创新的内涵及其重要性。然而,企业家如何进行创新?什么时候应该进行创新?有没有信号意味着市场需要创新?这些,熊彼特没有也不可能给出明确答案。在熊彼特之后,另一位创新理论大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对此给出了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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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摩门教徒的创新大师:克里斯滕森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慈玉鹏

 

想要了解一个人,他的民族和他所生长的社会背景是关键。

—约瑟夫·熊彼特

    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M. Christensen)是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创新理论大师,与哈佛商学院的同事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约翰 ·科特(John P. Kotter)等年轻新秀相比,克里斯滕森成名要稍晚一些。波特在32岁时,就荣升哈佛大学的“大学教授”,科特在33岁时亦成为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而克里斯滕森则“三年不鸣,一鸣惊人”。默默耕耘多年后,1995年,43岁的克里斯滕森提出了享誉世界的“破坏性创新”理论,从此一举成名,身价飙升,至今仍异常活跃。

    克里斯滕森在学术上是名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位顾家的丈夫,一位慈祥的父亲,一位友善的邻居,一位虔诚的摩门教徒。

    195246日,克里斯滕森出生于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Salt Lake City),在八个子女中,他排行老二。这是一个普通的摩门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摩门教徒。摩门教的正式的称呼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由约瑟夫·斯密(Joseph Smith)创立于19世纪早期,同天主教、新教不同的是,摩门教徒除了信《圣经》外,还信《摩门经》(The Book of Mormon),这正是其得名的由来。在正统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眼中,摩门教显然属于边缘教会,更有甚者视其为邪教。这在一定程度上同“一夫多妻”制而引起的历史误会有关。摩门教会先知约瑟夫·斯密有多个妻子,在其制定的教规中允许实行一夫多妻制。由于一夫多妻制的存在,美国联邦政府同摩门教会的摩擦不断,甚至发生过武装冲突。187916日,美国联邦法院通过对“雷诺德诉美利坚合众国”一案的审理,裁定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保护一夫多妻制,从而划定了婚姻同宗教信仰自由的界限。此后虽然摩门教徒同政府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但大势已不可阻止。1890年,在各方的压力下,摩门教会宣布不再实行一夫多妻制。然而,极少数极端摩门教派并不承认这一决定,所以,在美国,一夫多妻制的残余,至今仍偶尔登诸报端。

    犹如1620年“五月花号”上的35名分离派清教徒来到美洲大陆一样,1847年夏天,约瑟夫·斯密的继承人杨百翰(Brigham Young)率领一批摩门教徒,怀着对上帝的信仰和寻找理想中宗教净土的热情,来到了落基山区的一片不毛之地,并在这里建设自己的宗教乐园,即现在的盐湖城。当时,摩门教徒无疑属于少数,所以他们遵从上帝的教诲,“特别重视家庭”,主张多生育子女。如今,世界上的摩门教徒已超过1200万,且多数分布于美国之外,然而盐湖城仍为摩门教会总部所在地,并且,60%以上的盐湖城现有居民仍为摩门教徒。为了传播他们的宗教理想,1875年,74岁的杨百翰创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大学—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如今,杨百翰大学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教会大学,97%的学生为摩门教徒,商科(尤其是会计)更是久负盛名。因为杨百翰大学隶属于摩门教会,所以校规较严,学生在入学之初,就需要同学校签订一份协议,包括不吸烟、不饮酒、不吸毒甚至不喝咖啡和茶,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校的声誉,2010年,杨百翰大学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周刊评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大学。按照教会和学校的传统,80%以上的学生,都会在第一学年结束之后,出外进行义务传教(男生两年,女生一年)。

    克里斯滕森生长于有着浓厚宗教氛围的环境中,摩门教的教规和信仰,塑造了他的行为方式,构成了他的生活内容,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1970年,出身普通摩门教家庭的克里斯滕森进入杨百翰大学商学院学习经济学。此时,18岁的克里斯滕森身高已经达到2.06米,成为杨百翰大学篮球队成员,并曾经代表学校参加美国大学篮球联赛。第一学年结束后,克里斯滕森按照摩门教会的传统,踏上了出外传教的旅程。1971~1973年,在教会的组织下,他来到韩国。当时的韩国,在总统朴正熙的领导下,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前夜,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社会各方面百废待兴。在这两年里,作为一名传教士,克里斯滕森经常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到各地进行义务传教。传教的经历,对克里斯滕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他掌握了韩国的第一手资料,为他日后提出的“破坏性创新”理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其次,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韩语。

    从韩国返校后,克里斯滕森继续在杨百翰大学学习,并于1975年获得杨百翰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以“最佳毕业生”的身份顺利毕业。随即他来到了英国牛津大学女王学院(The Queen's College)攻读应用与发展经济学(Applied Econometr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Less-developed Countries)硕士学位。在这里,克里斯滕森获得了两方面的提高。首先是宗教信仰方面,随着认识的增加,他开始对人生、宗教等问题进行思考,这其中也包括他自己从小就接受的摩门教信仰。为了验证其正确性,他拿出每天晚上11点至12点这一段时间用于研读《摩门经》,这样经过几个星期之后,克里斯滕森产生了一次神奇的宗教体验。与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十分相似,他亲身感受到一股神圣的精神笼罩了全身,而这种感觉是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以后,这种体验还发生过几次。从此,克里斯滕森不论是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彻底接受了摩门教信仰。而这些神圣的宗教体验,使牛津大学成为克里斯滕森心目中的圣地。其次是学识方面,女王学院建立于1341年,是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之一。牛津大学则当之无愧是英国甚至世界学术的圣殿,这里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师、最优秀的学生、最活跃的思维。20世纪初,熊彼特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亦曾到此游学,并结交了许多英国朋友,而熊彼特开创的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对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该领域的后来者,克里斯滕森或许受到了熊彼特的启发?对熊彼特的游学英伦之旅亦或有所耳闻?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在牛津大学,克里斯滕森依然是一位出色的学生,他获得了世界上最难获取的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s,该奖学金每年在全世界范围选取80名学生,有“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1977年,他顺利取得牛津的硕士学位。

    当时的美国工商界,MBA毕业生炙手可热,读MBA似乎成为在工商界获得成功的必经途径。在这种形势下,有志于在工商界一试身手的克里斯滕森,选择进入美国最负盛名的哈佛商学院攻读MBA1979年,克里斯滕森获得哈佛商学院MBA学位,并获得乔治·贝克学者称号(George F. Baker Scholar)。

    拿到MBA学位的克里斯滕森,雄心万丈,准备在工商界开创自己的事业。他首先进入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担任咨询师和项目经理。由于工作勤奋,业绩突出,他于1982年成为“白宫实习生”(White House Fellow)。白宫实习生制度由倡导“伟大社会”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总统创立,目的是为了“使年轻人有机会获得同联邦政府官员共事的亲身经历,增强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感觉。”1983年,克里斯滕森先后担任里根政府交通部长刘易斯(Drew Lewis)和伊丽莎白·多尔(Elizabeth Dole)的助理。

    这时的克里斯滕森已进入而立之年,不论在波士顿咨询公司还是在白宫,他都无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1984年,他辞掉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工作,同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位教授一起创办了CPS公司(Ceramics Process Systems Corporation),自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是一家开发高科技材料的公司,其主要业务是以氮化硅和碳化硅等高科技金属和陶瓷为原材料,开发相应的制造工序和产品。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该公司最终失败。因为摩门教要求教徒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具有强烈的“自治”倾向,所以,此时的克里斯滕森一直担任着各种公共职务,并积极参与教会事务。

    因为克里斯滕森具有虔诚的信仰,又对各种公益事务异常热心,所以,他在摩门教会内的级别也逐渐提高,由一名普通的教徒成长为领袖、祭司、“区域当局七十员”(Area Authority Seventy)成员。关于摩门教信仰方面,他不仅撰写了大量文章,还身体力行,见到哪家邻居要搬家,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过去帮忙。此外,他每个周末都会拿出半天时间,负责照看教会里的14个小孩。在教会工作之余,他也积极参加其他公益事业,至今,他为美国男童军(the Boy Scouts of America)的服务时间已超过25年,并且担任重要职务。克里斯滕森对宗教与公益的热情,极大地影响了其亲人的行为,据20043月台湾《天下》杂志介绍:“他的侄女刚刚结束台湾的传教生活,三个小孩也分别在德国、蒙古与美国传教。”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克里斯滕森的事业终于有了新的起步。1991年,他返回哈佛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由于实际工作经验丰富,成绩突出,很快获得美国生产与运营管理协会(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ciety)颁发的“威廉·阿伯内西奖”(William Abernathy Award)。一年以后,40岁的克里斯滕森凭借着一篇优秀的毕业论文顺利获得学位,并得以留校任教。此时,他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优势不在经商,   也不在从政,而在于理论。方向既已找准,下一步就是全速前进了。

    1995年,克里斯滕森与约瑟夫·鲍尔(Joseph L. Bower)一起,在《哈佛商业评论》1-2月号上发表论文《破坏性技术:逐浪之道》(Disruptive Technologies: Catching the Wave)。在这篇开创性的论文中,两位作者首次提出了“维持性技术”和“破坏性技术”的区别,并根据磁盘驱动器行业的创新实践经验,总结出实力强大的现有企业,如何在追求维持性技术改进的同时,抓住破坏性创新的机会。可以说,日后给克里斯滕森带来无限声誉的创新理论,基本上是该论文的扩展。论文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一举获得当年的麦肯锡奖。由此,克里斯滕森开始在管理学界崭露头角。

    从《破坏性技术:逐浪之道》开始,克里斯滕森围绕着创新,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1997年,他出版《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获得当年的全球商业图书奖(the Global Business Book Award)。该书出版后,立刻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为10种语言,在超过25个国家出售。在丰富创新理论的过程中,克里斯滕森的分析视角不再局限于磁盘驱动器行业,而是扩展到了各行各业。1999年,他将用创新理论分析各行各业的资料汇总整理,出版了案例集《创新与总经理》(Innovation and the General Manager)。2001年,克里斯滕森在《哈佛商业评论》11-12月号发表《滑向未来的利润源》(Skate to Where the Money Will Be),获当年的麦肯锡奖。这篇文章为经理人指出如何才能及时抓住破坏性技术创造的机会,有助于扫除经理人对破坏性技术的恐慌和疑惑。作为对这篇文章的扩展和补充,2003~2004年,克里斯滕森先后出版了《困境与出路》(The Innovators Solution: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ccessful Growth)和《远见:用变革理论预测产业未来》(Seeing Whats Next: Using the Theories of Innovation to Predict Industry Change)。至此,克里斯滕森的创新理论基本成型。

    克里斯滕森认为,通过观察和测量从事实中总结出的理论,必须反过来对事实进行预测,才能使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所以,自2005年始,克里斯滕森开始致力于传播创新理论,研究创新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在这一年,他参加了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上海举办的“风云际会对话中国”管理大师论坛,并发表演讲,对中国企业面临的形势,尤其是创新环境进行分析。他指出,中国存在丰富的破坏性创新机会,所以,大企业应时刻警惕来自于中小企业的破坏性攻击。2007年,他参与创办了罗斯·帕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Rose Park Advisors LLC),这是一家投资公司,其目的在于应用克里斯滕森的创新理论及其投资战略。2008年,他参与创办了非营利性的创新视野研究所(Innosight Institute),以指导企业有效地应用创新理论,进行创新实践。20106月,他应邀访问台湾,在“国立清华大学”以《21世纪台湾高科技创新的挑战》为题发表演讲,指出台湾中小企业众多,具备重要的破坏性创新优势,所以,台湾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在向管理学界和商界传播创新理论的同时,克里斯滕森本人也对创新理论的应用进行著述。每次美国总统竞选中都有两个焦点社会问题,即医疗保障和公立教育,而每届总统都承诺优先关注这两个问题,但几十年来,情况却并未好转。对此,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见仁见智,无法达成一致。或许是因为摩门教规的“自治”倾向,克里斯滕森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将学术研究同宗教信仰有机结合,逐步将视线扩展到医疗保障和公立教育方面。2009年,克里斯滕森出版《破坏性处方:医疗保健业的破坏性出路》(The Innovators Prescription: A Disruptive Solution for Health Care),运用创新理论分析了医疗保健业的过去和现状,并提出解决之道不在于政府是否扩大干预,也不在于市场是否自由竞争,而在于运用破坏性创新技术,转变认知医疗保健业的角度,从病患的价值观看待问题。

    最近几年,克里斯滕森参与各种公共事务的热情愈发高涨。然而,就在他以无比充沛的精力,同时关注发展中国家、公益事业、顾问咨询、理论著述各方面,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刻,他的健康却出问题了。2009年下半年,克里斯滕森被确诊为滤泡性淋巴瘤(follicular lymphoma),通过化疗等方式,至20103月,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但他一头浓密的黑发却不见了,只有那张笑脸依旧那么真诚。祸不单行,癌症刚刚被控制住,718日,他又患上了缺血性中风,好在因抢救及时,对他的思维、肢体各方面基本没有造成影响。虽然连连遭受病魔袭击,但克里斯滕森却一点都没有消沉,他按照原来的计划,依旧按时参加各种活动。或许,这就是一名摩门教徒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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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滕森的创新理论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慈玉鹏

 

自从克里斯滕森提出破坏性创新理论之后,出现在我桌上的每一份提案都自称是“破坏性的”。

                                                      —比尔·盖茨

    克里斯滕森的创新理论源于一个悖论:很多一直以来非常成功的公司,几乎在一夜之间遭受惨败。对这种现象,多数人认为,原因在于这些公司的管理层盲目自大,固步自封,丧失了前进的动力。与此不同,克里斯滕森没有就此止步,他认识到,只有少数公司失败的原因在于管理水平的下降,而其中的多数公司并非如此,相反,这些公司的管理层一直遵循着良好管理的基本原则:进行细致的市场分析、预测市场需求、了解消费者的意愿等等。那么这些公司失败的原因何在?“好的管理本身就是根本原因!”克里斯滕森解释道:“关键的决策和资源分配过程也是拒绝破坏性技术的同一过程:细心听取用户意见、细心跟踪竞争者的行为以及投入资源设计并制造能产生更高利润的性能更好、质量更高的产品。这些就是强大的公司在面临破坏性技术变化时受挫或者失败的原因。”

    表面看来,克里斯滕森的解释有些令人费解。好的管理导致失败,那么企业要成功,不再需要好的管理吗?显然并非如此。实际上,克里斯滕森对公司失败的解释,基于对三组概念的界定。

    首先,界定维持性技术(sustaining technology)与破坏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y)。克里斯滕森认为:“大多数新的技术改进了产品的性能。我把它们称为维持性技术(亦译为持久性技术)。……所有维持性技术的共同点是它们按照主要市场中大多数用户历来重视的那些方面来改进已定型产品的性能,某一行业中大多数技术的进步都具有维持性的特点。”而破坏性技术(亦译为突破性技术),“给市场带来的价值,截然不同于以前。一般地说,破坏性技术的性能比主流市场已定型的产品要差,但是它们具有少数激进的用户喜欢的其他特性,因为破坏性技术的产品一般比较便宜、简单,比较小,并且通常更便于使用。”

    其次,界定市场需要与技术改进的轨道。克里斯滕森指出,一般而言,主流消费者对产品性能的要求,提高的速度比较慢。而厂家之间,由于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所以会竞相提高产品性能,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厂家通过提高产品性能进行竞争,在产品投放市场初期,是竞争胜利的不二法门。然而,随着产品的整体性能越来越强大,逐步超出了主流消费者的需要,也就是市场中存在着“过分满足”的消费者,这就为进行破坏性创新的企业从市场底部入侵创造了机会。

    再次,界定破坏性技术与合理的投资。破坏性技术因为立足于新市场,所以市场规模、消费者倾向、获利点各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对于建立起成熟的管理体系的公司而言,投资必须要有详细的论证,这些论证的技术都是基于已有市场,所以,面对新市场的种种不确定性,现有公司往往得出结论,认为“对破坏性技术过分冒进的投资对于我们来说并非合理的财务决策”。

    通过对大量公司失败的案例进行分析,克里斯滕森以上述概念为基础,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破坏性创新理论,其基本框架如图1

 

如图所示,在坐标系AOB表示的市场中,现有企业的维持性技术沿着箭头线a的轨迹改进,而消费者的需求沿着箭头线d的轨迹提高。显然,a的斜率要大于d的斜率,所以,产品的性能很快就会超过消费者对性能的需求,这意味着“过分满足”的消费者出现了,从而为低端破坏性创新制造了机会。凭借低端破坏性创新进入低层市场的企业,虽然其产品的主要性能可能要差一些,但是便利性、可靠性、价格或其他方面却更有优势。所以低端破坏性创新首先吸引走现有企业“过分满足”的顾客。随着市场竞争的进行,入侵企业的产品性能按照图中箭头线b的轨迹改进,假设此时原有企业的主流消费者的需求轨迹为箭头线c,那么显然,入侵企业的性能改进轨迹b迟早能够同c相交,即满足现有企业主流消费者对产品性能的要求。一旦入侵企业的产品满足了主流消费者对性能的要求,那么现有企业就将陷入巨大的劣势。这是因为入侵企业同现有企业的产品性能已经差别不大,但是便利性或价格上却具有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在市场竞争中经历较长时期才建立起来的,现有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赶上,所以,此时在同入侵企业面对面的竞争中,现有企业十有八九会以失败告终。

    同现有企业的发展轨迹类似,入侵企业沿着箭头b改进产品性能的同时,也会使产品性能很快超过箭头d所代表的消费者需求,这同样会导致“过分满足”的消费者出现,显然,这意味着市场再次为新进入者的低端破坏性创新提供了难得的真空地带,一旦其他企业抓住这个机会,进入低端市场,那么低端破坏者取代现有企业的另一轮循环就开始了。

    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彼得·德鲁克指出,企业密切关注客户的需求固然没错,然而,企业决不应该完全忽视非消费者的需求,因为非消费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要远远大于消费者。在破坏性创新理论模型中,克里斯滕森指出,非消费者的存在,为入侵企业提供了新市场破坏性创新的机会。如图1所示,在新市场A1O1B1中,企业产品性能沿着箭头线l的轨迹改进,而消费者的需求则沿箭头线f的轨迹提高。在初期,企业产品的性能很可能完全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此时消费者面临的选择是,要么选择性能差的新市场破坏性创新产品,要么什么都没有。随着产品性能的提高,新市场破坏性产品的性能将逐渐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甚至最终会超过消费者的要求,那么此时就是在新市场中进行低端破坏性创新的有利时机了。另一方面,A1O1B1相比于AOB是新市场,若这两个市场密切相关,如共享某些核心技术,那么企业在新市场中发展壮大之后,会自然地选择多元化战略,进入AOB市场。此时,AOB市场中的现有企业,很可能会面临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窘境:既要迎接从新市场进入现有市场的入侵企业的挑战,又要对付从市场低端蚕食现有企业市场的企业的入侵。

    根据克里斯滕森的破坏性创新理论,经营者要对三个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企业什么时候需要进行新市场破坏性创新?什么时候需要进行维持性创新,同时提防低端破坏性创新?什么时候需要进行低端破坏性创新?克里斯滕森认为,回答上述问题关键在于识别三个“信号”。

    第一个信号是“不消费任何产品,或者只在不便利的情况下才消费的顾客(非消费者)”。具体而言,非消费者是“那些缺乏能力、资金或者门路而无法独自完成一项重要工作的人,他们通常会雇用其他人为他们工作,或者拼凑出一个不太合适的解决方案。”当市场中存在大量非消费者时,就是企业进行新市场破坏性创新的天赐良机。企业可以通过帮助这些人更便利地完成他们要完成的工作来取得爆炸式增长。如移动电话的兴起,就是其中一例。由于各种原因,固定电话虽然得到了充分发展,然而,行进中的人们是不能利用固定电话的,相对于固定电话用户而言,所有走在路上的人都是非消费者。这些非消费者要进行一次通话,或者需要回家,或者需要就近找一个有线公用电话。而无线移动电话出现后,原来的非消费者(不是指电话的非消费者,而是指行进中的人们是固定电话市场的非消费者)很快就成为破坏性创新产品的消费者。还有如图书的网购业务,原来有很多从来不到书店购书的读者,开始到网上购书。像卓越网、当当网等网购书店,相对于实体书店,就是典型的新市场破坏性创新。

    第二个信号是“未充分满足的顾客”。未充分满足的消费者对所消费的产品的性能不满意,他们愿意为产品性能的改善支付更高的价格。当全新的产品刚刚推出时,市场中就会存在大量未充分满足的顾客,此时,企业需要做的就是全力提升产品的性能,进行维持性创新,性能的先进与否,是市场竞争中成败的关键。如十年之前国内的笔记本电脑市场,消费者购买时主要的衡量标准是运算速度。因为那时,相比于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的速度要慢得多,同时贵得多。如果某家厂商能够以相同的价位出售速度更快的电脑,显然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而“未充分满足”的标杆,也会在这种竞争中迅速拔高,拔高到消费者不买账为止。不过,一般商家总会坚信,高端顾客总会存在,人人都会在吃上大鱼大肉后渴望鲍鱼燕翅,所以,维持性创新会使商家走在顾客前面,催生出“过分满足”。

    第三个信号是“过分满足的顾客”。产品性能的提升,超出了消费者需要的范围,很多先进的性能,消费者并不能有效使用。这类消费者不再愿意“为过去曾取得诱人价格溢价的性能的进一步改进而支付更高的价格”。如果市场中出现大量过分满足的消费者,那么企业进行低端破坏性创新的机会就出现了。克里斯滕森认为,产品推出的初期,竞争的关键是性能,随着性能的改善,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会相继转移到可靠性、便利性、价格方面。仍以笔记本电脑市场为例,如今,随着笔记本电脑性能的提升,运算速度已经基本达到一般消费者的要求。所以,此时决定竞争胜负的关键,就转移到了质量、售后服务、价格等方面了。相同配置的笔记本电脑,神舟的价位远低于惠普。虽然神舟电脑的质量远不如惠普,但神舟却能够维持运营,原因就在于神舟抓住了把价格看得比性能更重要的顾客,这类顾客会认为更高价格产品的优越性能是他们不需要的或者是次要的,这部分人就是过分满足的消费者。

    克里斯滕森的破坏性创新理论提出后,在工商界引起巨大反响,然而,理论阐释是一回事,管理实践则是另一回事,实践的成功要比理论的推演困难得多。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永不停歇地寻找新市场和低端市场,自身也会不断受到来自于新市场和低端市场的入侵者的挑战。入侵与防御,构成了市场竞争中永恒的主题。在永无休止的竞争中,企业管理层即使掌握了破坏性创新理论,却往往行动滞后,失误连连。对这一点,克里斯滕森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并将其概括为资源、程序和价值观理论(RPV理论)。他认为,现有企业同入侵企业在资源、程序、价值观各方面都不同。具体而言,企业的资源、程序和价值观见表1

根据RPV理论,“在面临机会时,若公司拥有取得成功所必需的资源,公司程序能执行必须做的事,公司的价值观能使此机会获得资源分配的话,它才能成功地掌控此机会”。一般而言,企业的价值观会优先考虑现有的消费者和市场,其资源和程序也是根据现有的市场加以设计完善的,所以,企业自然而然地会优先处理维持性创新。因此,在维持性创新方面,入侵企业很难战胜现有企业。

    老子云:“福兮祸之所伏。”同理,对企业而言,成功中孕育着失败。现有管理系统虽然能够很好地处理现有市场中的相关事务,但是在位企业在面临破坏性创新时会失败,“这是因为它们的价值观将不优先考虑破坏性创新,而且公司现有的程序也不能帮助它们完成其所需完成的事情”。克里斯滕森指出,在新形势下,公司的现有系统往往做出两种必然失败的抉择:要么自动过滤掉同企业现有的目标市场不适应的情况,致使管理者完全忽视市场变化的信号;要么虽然新形势引起了管理者的注意,并任命专人成立专门的组织进行应对,但由于新组织不能实现“自治”,易受到母公司业务的影响,所以新业务往往成为原有业务的牺牲品。这怪不得管理者。例如,当电话还是一种近距离“玩具”时,电报公司根本不会放弃诱人的巨大业务源(商业性长途数据传送,而不是“无经济价值的聊天”)而转向电话,因为现有业务正是公司的赢利支撑,而“无聊的聊天”不可能构成稳定的业务收入。更重要的是,刚刚兴起的电话业务,不足以威胁已经成熟的电报业务,这就导致了“过滤”,把电话客户排除在电报公司之外。即便电话业务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电报公司的重视,而且有远见的老总也可能会成立一个电话部门到这一新领域来试水,然而,这个新成立的电话部门在专门技术、服务方式、工作流程等等方面,无一不以现有的电报业务为基础,电话业务的发展是作为电报业务的附属来运行的,这就肯定要牺牲电话对电报的破坏性。作为企业经营者,不这样考虑才不正常。因此,克里斯滕森断言,现有的成功的管理系统,实际上是企业未来成功的障碍。

    既然公司现有的系统不能有效应对破坏性创新,那么,为了实现公司的持续发展,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创建或收购一个全新的企业系统,建立与企业原有资源、程序和价值观不同的新资源、新程序和新价值观。那么,这一新组织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独立自主?自治的程度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呢?克里斯滕森对此进行了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自治的含义,并非地理上的分离,亦非所有权结构,而是在运作程序与价值观念上跟现有组织不同。“自治的关键方面与程序和价值观相关。”因此,可以把一个企业谋求发展时新建或者收购的企业系统分为以下几类:(1)运作程序与价值观念均不变,即需要维持性创新,只需要组建功能性团队来实现技术改进,不需要自治。(2)运作程序变化,价值观念不变。这时新组织需要的是在原有市场上向高端发展,只需要组建重量级的团队实现技术性突破,同样不需要自治。(3)运作程序不变,价值观念变化,“可以利用主流企业的物流管理程序,但是它们需要大不相同的预算、管理和损益表”,这类新组织就需要自治。(4)运作程序和价值观念均变化,原有的程序、价值观、资源都不适应,这是典型的破坏性创新,“要有创造新程序以及创建自己独特的成本结构的自由,以便它能够在制造和销售最初期产品时就能盈利。”这类新组织必须自治。

    这样一来,克里斯滕森就对企业失败作出了合理解释,他提出的破坏性创新理论也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创新分为破坏性创新与维持性创新,现有企业往往擅长维持性创新,却不能及时抓住破坏性创新的机会,这是因为企业的资源、程序和价值观不能适应破坏性创新。为了使现有企业克服这种缺陷,就需要组织上的变革,以支持破坏性创新的出现和成熟。破坏性创新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进入维持性创新,由此而构成创新的螺旋式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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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管理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刘文瑞

 

“创新”一词,已经聒噪到耳朵生出茧子来的程度。然而,到底什么是创新?如何看待创新?如何实现创新?却依然懵懂。“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人们一股脑儿涌向创新,赞美创新,但又不得不感叹创新的神奇和稀缺。在这种背景下,管理学界也钟情于创新,试图以创新走出困境,解答疑惑。

    综观国内管理学界关于创新的论述,有四个问题不可不辨。

    一是把创新等同于发明,这是最常见的偏差。发明可以从属于创新,但不能等同于创新。世界上的发明多了,一位妇女,发明了一种穿袜子的新方法,你不能不说这是发明,但是,当它不能创造新的价值时,就不是创新。反过来,一位商人,完全采用模仿和跟进的方式,没有任何发明,却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这就无疑属于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对于企业家而言,做出一项发明与把这一发明转化为商机相比,后者要比前者更重要。当然,对于科学家而言,前者比后者更重要。科学家可以藐视商机,而企业家也跟着科学家学样,岂不是错位?看看熊彼特的书,这个问题就不难解答。

    二是把创新作为管理职能,这在管理学界已经有所表现,而且有人言之凿凿。实际上,这涉及到管理学的学科界定和内在逻辑。从法约尔以后,管理职能基本上有了大家都认可的术语和范围,尽管相关的争论至今不息,然而,这种争论基本不涉及创新。把创新列进管理职能,会在逻辑上产生谬误。固然,管理要激发、促成、鼓励、推动创新,但创新本身却不属于管理。对此,尚有待于进一步论证。

    三是把创新与维持对立起来,这几乎是最常见的思维偏差,而且往往是无意识的偏差。比如,国人常说的“创业难,守成不易”,前提就是把创业和守成看作对立的,起码是“攻守之势异也”。所以,一说创新,就是改弦易张,而把因袭传统排除在创新之外。这种创新观,极易流于偏激。而没有保守主义的牵制,一味赞扬激进主义,很容易走上“改天换地”的折腾。这种思维往往不屑于“旧瓶装新酒”,结果打烂旧瓶也酿不出新酒来,只能唱一曲“从头再来”,低水平重复。

    四是把创新的外延无限扩大,几乎无所不包。只要是变个新花样,就是创新。这种所谓的创新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甚至走向了赵本山卖拐式的忽悠。好一点,仅仅是追求言辞上的新颖和动听,而不管实质上能不能增加价值;差一点,就可能把好人变成瘸子,架上拐杖来表现与众不同的新意。不但有可能在新幌子下原地踏步,而且有可能产生打着创新旗号萎缩后退,只是把倒退改名为“转进”而已。

    正因为如此,熊彼特和克里斯滕森的理论,就有了不可忽视的价值。熊彼特的贡献,是从理论上解释了什么是创新,赋予创新这一概念的学术地位。我们不需要把熊彼特硬性拉到管理学界来充数,但掌握熊彼特关于创新的经济学论证,却是管理学家必须要做的功课。如果说,早期管理学的理论发展,离不开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分工理论的经济学支持,那么,当代管理学的理论发展,就离不开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和创新理论的经济学支持。经济学和管理学是应当有界限的,然而却不能自守畛域而走向封闭。没有熊彼特,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就难以得到清晰的解析。克里斯滕森的贡献,是在操作层面解释创新,对创新的生成、发展以及所需的组织变革,做出了管理学的回答。如果说,德鲁克、汉迪等人,更重视对价值观的变化进行哲学式思考,那么,克里斯滕森就是对价值观变化与运作程序变化的关系、现实中这种变化应当怎样促成做出了规范式呼应。了解和掌握熊彼特与克里斯滕森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关于创新的疑惑与误解,进而推动真正的创新。

    如果视野再开阔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克里斯滕森所说的维持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同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说的建立范式与打破范式的关系极为相似,在逻辑上高度吻合。再进一步,有助于我们思考管理学科的革命问题,管理学本身,是否也存在破坏性创新?对于管理学的学术研究来说,哪些地方是顾客(企业)所不满足的?哪些地方是顾客过分满足的?还有哪些非消费者实际上存在着学界未能提供的服务?这种思考,对管理学本身的发展,具有极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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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大事年表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整理:慈玉鹏

 

1883.2.8       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特里希市。

1887           熊彼特的父亲在一次狩猎中意外丧生。

1888-1893      在奥匈帝国格拉茨市公民小学上学。

1893.9.9       熊彼特32岁的母亲乔安娜同65岁的陆军副元帅西格蒙德·冯·凯勒结婚。

1893           熊彼特进入奥匈帝国最著名的特蕾西娅人文中学读书。

1901           毕业于特蕾西娅人文中学;开始攻读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学学位。

1905-1906      选修奥地利经济学派庞巴维克的讨论课。

1906           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母亲乔安娜结束同凯勒的婚姻。

1907.11        同格拉迪丝·理查德·西维尔结婚,在开罗任律师。

1908           处女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精髓》出版。

1909.3.16      成为维也纳大学经济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编外讲师。

1909           到切尔诺维茨大学任教,成为“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1911           《经济发展理论》出版,提出创新与企业家理论。

1911           奥匈帝国皇帝弗朗兹·约瑟夫接见熊彼特,授予其大学教授头衔;到格拉茨大学任教。

1913           到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获得名誉博士学位。

1918           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经济顾问。

1919.2-10      任奥地利共和国财政部长。

1921-1924      任奥地利私营彼德曼银行行长。

1925.11.5      同安娜·约瑟芬娜·莱辛格(安妮)结婚。

1925-1932      任德国波恩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1926.6.22      熊彼特的母亲乔安娜去世。

1926.8.3       熊彼特的妻子安妮和出生不足四个小时的儿子去世。

1932.9         正式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937.8.16      同哈佛大学经济学者伊丽莎白·布迪·法鲁斯奇结婚。

1938.12        出版《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

1939.4         取得美国国籍。

1937-1941      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

1942           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1948-1949      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1950.1.8       因动脉硬化去世,享年66岁。

1952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出版。

1953           妻子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去世。

1954          《经济分析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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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滕森大事年表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整理:慈玉鹏

 

1952.4.6       出生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

1970           进入杨百翰大学读书。

1971-1973      在韩国担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的传教士,义务传教。

1975           获杨百翰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并获“最佳毕业生”称号。

1977           获罗德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获应用与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

1979           获哈佛商学院MBA学位,以“George F. Baker”学者身份毕业。

1979-1984      进入波士顿咨询公司担任咨询师和项目经理。

1982           进入白宫任“White House Fellow”。

1983           先后担任交通部长刘易斯和伊丽莎白·多尔的助理。

1984           同几位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一起创办CPS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4-1996      任美国糖尿病理事会(the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马萨诸塞州分会董事长。

1986-1994      任项目审查委员会(the Program Review Board)成员,担任布莱罕及波士顿妇女医院战略计划委员会(Strategic Planning Committee of the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in Boston)的委员。

1991           获美国生产与运营管理学会颁发的“威廉·阿伯内西奖”。

1992           获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92           获美国管理科学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s)颁发的年度“最佳学术论文奖”。

1993           获“纽科门特别奖”(the Newcomen Society's award)。

1995           同约瑟夫·鲍尔合作发表《破坏性技术:逐浪之道》,获《哈佛商业评论》“麦肯锡奖”。

1997           出版《创新者的窘境》,获全球商业图书奖。

1999           出版《创新与总经理》。

2001           同迈克尔·雷纳(Michael Raynor)、马修·韦尔兰登(Matthew C. Verlinden)合作发表《滑向未来的利润源》,第二次获“麦肯锡奖”。

2002.4         进入摩门教“区域当局七十员”(Area Authority Seventy)。

2003           出版《困境与出路》。

2004           出版《远见:用变革理论预测产业未来》。

2005           到中国大陆考察。

2007           参与创办罗斯·帕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Rose Park Advisors LLC)。

2008           参与创办创新视野研究所(Innosight Institute)。

2009           出版《破坏性课程:破坏性创新将如何改变世界学习之路》(Disrupting ClassHow Disruptive Innovation Will Change the Way the World Learns)。

2008           同约翰逊(Mark W. Johnson)、科格曼(Henning Kagermann)合作发表《重构你的商业模式》(Reinventing Your Business Model),第三次获“麦肯锡奖”。

2009        出版《破坏性处方:医疗保健业的破坏性出路》(The Innovator's Prescription: A Disruptive Solution for Health Care

2009        同戴尔(Jeffrey H. Dyer)、格雷戈森(Hal B. Gregersen)合作发表《创新者的DNA》(The Innovator's DNA),第四次获“麦肯锡奖”。

2009        被确诊为滤泡性淋巴瘤。

2010.6      被聘为台湾“国立清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并受到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接见。

2010.7.18   患缺血性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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