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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过时了吗  

2011-07-13 18:19:00|  分类: 思想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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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韩慧 刘文瑞

 

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具有世界级影响的名人,才会引起“过时了吗”的讨论。小人物是没有这种殊荣的。然而,韦伯在生前,恰恰是一个小人物。

   想当年,马克斯·韦伯的命运也充满了坎坷。他立志于政治,命运却把他抛入学术。他在大学教书多年,但长时期是见习讲师(冯克利先生翻译为编外讲师),正式当上教授时间不多。他热衷于社会学,但大学要求他只讲经济学和政治学。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那些皇皇巨著多数还没有出版,已出版的也没多大反响。除了他的妻子以外,没有几个人认为韦伯是位伟人。也许,在一本正经的德国人面前,韦伯的某些绯闻影响了当时当地人对他的看法。

    幸运的是,韦伯“墙里开花墙外红”,美国人帕森斯发现了他,向世界宣传了他。这真应了“距离产生美”那句名言。从40年代起,韦伯走红了整个世界。而且历时愈久,似乎愈能显示出他的老辣。60年代,德国人开始“重新发现”韦伯,慕尼黑市还命名了一个广场为“马克斯·韦伯广场”。到了80年代,世界各国关于韦伯的研究成果车载斗量,汗牛充栋。人到了这个份上,当然就同平头百姓不一样,就有了是否过时的忧虑。

    韦伯的学术,从褒义上说是博大精深,从贬义上说是庞杂凌乱。见仁见智,自有后人评说。一般都认为,韦伯在社会学、历史学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贡献,时至今日仍然有其价值,惟独在他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上,有着较大争论。谈论韦伯过时与否,往往集中在官僚制问题上。

   韦伯以其非人格化的、效率取向的、程序优先的官僚制理论著称于世。他的“官僚制”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轰鸣声诞生,为西方工业时代的辉煌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官僚制在“内适应”和“外适应”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弊病。因此,20世纪60年代起,就有对官僚制的不断质疑,尤其是本尼斯,在1966年断然宣布,从当时算起,25年到50年内就要为官僚制送葬。蓬勃兴起的民权运动,对西方的政治冲击不亚于30年代的经济危机,官僚制受到严峻的挑战。80年代以来,在官僚制最为典型的公共管理领域,从英国到美国,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几乎展开了一场全球化的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企业界,人性化管理、网络组织、虚拟组织、学习型组织等等新的管理模式不断出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有一个强大的声音在呼喊着—抛弃官僚制!甚至有人私下认为,韦伯还是安安生生回归他的社会学吧,管理学已经不需要韦伯了。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得不回答的疑问:韦伯真的过时了吗?

    恐怕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观察和研究,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那些所谓的替代官僚制的东西,不管是新型理论也好,还是实用模式也好,不但没有抛弃掉官僚制,反而是在完善修补着官僚制。倒是那些没有同官僚制发生正面冲突的学术理论,在不动声色地消蚀着官僚制的基础。

    在管理实践上,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政府领域的改革,“经理革命”在企业管理上的冲击,都没有上根本上动摇官僚制。恰恰相反,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着眼于提高绩效,降低成本,所采用的方法都属于理性方法。没有一项改革是否定层级分工、减少理性因素、反对专业技能的。如果韦伯地下有知,肯定会说:感谢你们,你们在抛弃官僚制的旗号下,正是采用了官僚制的精髓。改革官僚制的尝试,正好验证了韦伯的断言:“官僚制本身纯粹是一种精密仪器”,“由于它内部的彻底理性化结构,使对它的‘革命’愈来愈不可能”。官僚制也有它的生命,伴随着它的运行,肯定会积累一些非官僚制的因素。天长日久,就好像一台机器被灰尘蒙住了光辉。20世纪60年代以后针对官僚制的各项改革,恰如给这台显得老态的机器擦洗污垢,清除杂物,抛光上油,紧固部件,反而使它焕发了活力。

    在管理理论上,那些对官僚制提出挑战的观点,最后也落入了官僚制的窠臼。比较典型的,如西蒙的组织行为理论。西蒙对整个古典管理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然,他是主要冲着泰罗和法约尔等人去的,但是,古典管理理论中的理性和效率,把韦伯与泰罗、法约尔绑在了一条船上。所以,批评泰罗、法约尔,也就捎上了韦伯。按照西蒙的观点,古典组织理论的致命弊端在于它是机械的,过于理性化的,人变成了组织机器和的齿轮和螺丝钉。但是,西蒙自己对决策程式的研究,对人工智能的热衷,对计算机在管理中运用的探讨,使他自己也带上了“机器化”的色彩。厄威克正是在这一点上,不无挖苦地说道:“西蒙教授是这样热衷于电子计算机,但其他著作家有哪一个批评他采用了一个‘行为科学的机械模式’呢?”最要命的是,西蒙虽然在《管理行为》中用“有限理性”否定了“完全理性”,但他仍然立足于理性,而且在论述组织的作用时,特别强调组织能够克服理性限制,提高人们的理性水平。这样,西蒙绕了一个大圈,在重视理性的问题上与韦伯殊途同归。

    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了“范式”(pardigm)的概念。时至今日,范式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中的分析模型,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在《必要的张力》一文中,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建立完善范式和打破范式两个阶段。学术研究首先是建立一个范式(如经典物理学中的牛顿体系),然后是不断完善范式,当新的东西在旧范式里容纳不下时,就提出了打破范式的任务。科学的发展既可以表现为对范式的补充和完善,又可以表现为对范式的打破和重建。把范式这一概念借用过来评价官僚制,我们就不难看出,正是韦伯的官僚制,建立了一个研究组织与管理的前所未有的范式。韦伯以后的管理学,实际上一直在不断完善、丰富、发展着这个范式。迄今为止的组织理论,虽然有了一些突破官僚制范式的星星点点,但仍不具备一个替代韦伯的新范式雏形。所以,那些试图抛弃官僚制的改革实践,到头来只是在这个范式上添砖加瓦;而那些对官僚制的理论批判,多数都在崇尚理性这一点上补充着韦伯的理论。韦伯的官僚制范式,迄今还在主宰着世界。

    当然,官僚制理论不可能永葆青春。但就目前的管理理论和实践而言,说官僚制已经过时为时尚早。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确实有可能抛弃官僚制。笔者以为,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理论中,真正能够对官僚制形成挑战的理论还是来自德国人,这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在语言哲学中属于“独白”,交往理性所强调的“对话”,有可能突破官僚制的层级结构。而一旦层级结构不复存在,就会对官僚制范式形成解构。不过,这是今后的事了。一个时代只能解决一个时代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我们眼下最为欠缺的,正是韦伯倡导的理性精神。

    退一万步说,即使官僚制过时了,也不等于韦伯的过时。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弥久弥新的思想,值得我们永久敬仰和尊重。例如,雅典城邦早已成为历史的遗迹,但我们谁也不能说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已经被历史淘汰;春秋时代是遥远的过去,但中国不会忘记孔子与老子。如果官僚制有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一天,那也就是韦伯永远被人纪念的新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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