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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巴纳德  

2011-07-14 17:55:00|  分类: 思想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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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蒲晓晔 刘琳

 

       切斯特·巴纳德博学多才,具有哲学家的风度和宗教家的虔诚,他不仅是一名出色的管理理论大师,还是一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在日常生活中,他留下了与众不同的身影;在社会公务中,他显露出悯天惜人的胸怀。人们往往只关注巴纳德的理论贡献,其实,在理论贡献的背后,是生活的磨炼和社会的考验。

来自家庭的影响

       巴纳德幼年丧母,加上他的先天缺陷,致使他在童年时期缺乏与同龄人的嬉戏和友谊,很早就在心理上进入了成人世界,显得有些孤寂的少年巴纳德,在家庭生活中受到的教育,首先来自他外祖父家的活跃并且融洽的气氛。外祖父普特拉姆虽然是以打造马蹄铁为生,但一家人喜欢海阔天空地讨论哲学,自由自在地唱歌聚会。这种环境吸引着他。巴纳德经常呆在旁边,听大人们争论有关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以及其他哲学问题,看外公一家人玩乐器。这些,使巴纳德从小养成了用哲学思考问题的习惯,这为后来巴纳德作品中的哲学思维方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使他迷上了钢琴,学会了很多古典名曲,最终成为出色的业余钢琴演奏家,还创立了新泽西巴赫音乐协会,并出任主席。

       也许正是巴纳德的少年孤独和生理局限,以及由音乐的和声表达出的美学感受,使他体验到了协作的力量。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巴纳德提出,协作的产生是由于个人需要实现他在生理上无法单独达到的目标。这似乎可以看到他人生经历的某些影子。他少年时对学校的逃离和复归,宗教信仰的怀疑和皈依,以及成年后特立独行的个性和对大型组织威力的体验,使他对社会关系的平衡与调和有着深深的感受。巴纳德在他的理论中,强调人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互相冲突的力量,因此要找出一种恰当的平衡,把各种差异结合起来,从而避免极端化。在巴纳德的协作思想里,他有一个对于不同信仰之间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他认为,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应该在他们各自独特信仰的最高要求下,实现协作,彼此包容,既不是用一种宗教征服其他宗教,也不是忽视这些宗教之间的不同和差异。当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必须彼此接受双方的差异。巴纳德用于平衡双方的协作策略,比起那种立足于雇员和企业利益冲突的对抗策略,无疑是一种划时代的进步。而且,不仅仅在企业中,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巴纳德倡导的协作有可能成为处理宗教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基本模式。在二战以后的国际关系处理上以及原子能控制等重大问题上,巴纳德身体力行,把他的协作观点推向政治舞台。

       关于巴纳德的父亲,能够找到的资料不多。也许,巴纳德幼年时的叛逆和独立性,使他同父亲之间有一些距离。但是,巴纳德依然对他的父亲抱有深深的敬意。在他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扉页上,他是这样写的:“献给我的父亲—当年轻的我处于一次危机时,他教给我选择的智慧;如果试着干而失败了,那至少学到了东西;如果不去干,那就将遭受与可能得到的东西等同的无可估量的损失。”但是,巴纳德自己的性格,明显有着与其父亲不同的印痕。他曾经批评他的父亲“心太软”,认为他的父亲缺乏一个真正的经理人员的天赋。看来,巴纳德从父亲身上,学到的是对于生活的热爱和韧性,而在坚持自己的特立独行方面,他并不大赞同父亲的处事方式。

来自朋友的帮助

       在学术方面,巴纳德受到哈佛大学亨德森的重大影响。亨德森和巴纳德的友谊,来自于他们对社会学家帕累托(Vifredo Pareto)的共同兴趣。他们两人都认真研究了帕累托的社会学理论,在关于帕累托的话题上可以进行滔滔不绝的交流。在亨德森的鼓动下,巴纳德在哈佛开设了社会学讲座,演讲的主题就是经理人员的职能。这些演讲,构建了巴纳德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也成为他后来出版《经理人员的职能》的前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亨德森从中使劲和撺腾,巴纳德的代表作恐怕未必能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职业方面,巴纳德极大地受益于吉福德。巴纳德进入AT&T,就是由吉福德引荐的。吉福德是巴纳德的同龄人,还是哈佛校友。后来巴纳德才得知,吉福德还同自己的继母是世交。从巴纳德后来娶了吉福德的一位童年挚友为妻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二人的亲密关系。在一战时,巴纳德同吉福德一道,同时进入国家防务委员会工作。一战后,吉福德以他独创的融资方法而出名,他让公司员工向亲友推销公司股票,极大地扩展了公司中小股份所占的比例,公司的资产结构开始平民化。一直到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AT&T的股票都保持着良好信用。吉福德也由于他的贡献,于1925年升任公司总裁,后来又担任了董事会主席。巴纳德在AT&T的所有成就,都同吉福德密不可分。吉福德对巴纳德高度信任,巴纳德自己也说过,《经理人员的职能》中的许多观点,都与他在工作期间和吉福德的讨论有关,也得到了吉福德实际工作的启发。

突发事件中的应对能力

       20世纪30年代,巴纳德在经济大萧条中成为著名人士。他的公司,是为数不多的在大萧条时期继续赢利的企业。在失业的浪潮中,贝尔失去了十万顾客,但巴纳德宁愿减少上班时间而不裁减一个员工。他因倡导失业救济,而被人们看作人道主义者。在这种背景下,他成为新泽西战胜经济危机的中坚。1935年,在巴纳德担任新泽西减灾委员会总监不久,当地二千余名失业者举行了一次示威,希望能改善待遇。就在巴纳德与失业市民代表谈判时,警察突然对示威民众动用武力,五名示威者被捕,其中一名伤势严重被送到了医院。这一举动使巴纳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有可能因为警民冲突导致大规模骚乱的局势下,巴纳德首先从信息沟通开始,他利用报刊,在《特伦顿晚报》率先发表文章,强调救济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求得到民众的理解。同时,他充分利用自己在组织活动中培养出来的人际关系技巧,明智地请求法院对被捕的示威者减轻惩罚。另外,他还说服了示威者在后续的谈判中减少代表人数,以有利于控制局势。在谈判中,巴纳德以他的真诚,实话实说,取得了良好的协商效果。最后,谈判代表一致同意:“我们最好把一切交给巴纳德先生处理,他一定会尽他所能来帮助我们的。”这次事件的妥善处理,体现了巴纳德对社会责任的重视,成为管理者不能只靠制度赋予的权力而要利用道德上的影响力从事社会工作的典范。1938年,巴纳德关于这次事件的处理在哈佛帕累托研讨会上进行了演讲,并被亨德森评价为他所听过的最好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活动家和USO

       巴纳德是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在贝尔任职期间以及退休以后,他从事过许多社会活动。巴纳德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特别关注,曾担任新泽西少年革新委员会的经理,他不仅是美国国家少年俱乐部发起的“百人委员会”的成员,而且还是“美国空中青年”的发起者,更是由美国劳工部任命的专门研究儿童问题的特别委员会成员之一。除在一战期间参与政府事务、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担任新泽西州减灾委员会总监外,在巴纳德的社会活动中,最出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任USO总裁。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进入了战争状态。其后不久,巴纳德创建了USO(联合服务组织,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s)并担任总裁,这是一个由YMCA(基督教青年会)、YWCA(基督教女青年会)、全民犹太人福利委员会、全民天主教服务共同体、基督教救世军和全国旅行者救助联合会等六个自愿者组织组成的联盟,也是为了使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在三种不同的宗教信仰下共同履行战时责任的协作性组织。USO在大战期间建立了几千个劳军性质的俱乐部,能够给每个上前线的士兵提供一杯咖啡和一个巧克力棒,在火车站给那些疲惫的军人提供休息铺位,以及给家人写信的信纸。USO分发了超过一千万的“胜利书籍”,组织各种演艺人员和电影明星举办了25万场越洋营地演出。更重要的是,USO对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起到了发扬光大和推陈出新的重大作用,也验证了巴纳德社会系统理论的价值。作为USO的首脑,巴纳德强调,组织的工作人员,必须采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命令的方法开展工作,USO必须体现出“希特勒主义”的对立面,用他的协作思想作为平衡组织成员和不同团体的方法,以个人自由为主导,用USO来平衡战时必须的政府集权倾向,在强化国家权力的同时保障个人价值,帮助美国人民建立了以协作精神为中心的20世纪中期美国文化。这一文化,既不同于以往的个人主义,又不同于战时的集权主义,在自愿协作的基础上发展了美国的文明。正因为USO的这种贡献,杜鲁门总统给巴纳德颁发了勋章。

战后的国际协作尝试

       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了常态,在大萧条中取得非凡业绩的巴纳德,却在正常的经营中因绩效不佳而离开了贝尔。此后,他先后担任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般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和基金会会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美国科学促进会委员、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等众多职务。这一阶段,他一直试图实现自己的人类协作之梦。在帮助美国政府制定核武器政策时,他不失时机地“推销”自己的主张,但却在现实中碰了壁。

       19461月,艾奇逊副国务卿给巴纳德打电话,请他去华盛顿帮助杜鲁门政府制定一个阻止核武器竞争的方案。当时的美国人,都相信通过联合国能够实现遏制苏联核武器的目标,于是,美国国务院请巴纳德等人作为顾问,来协助政府起草提交联合国的核控制文件。这个顾问队伍集中了当时在原子能方面最优秀的人才,包括掌管曼哈顿工程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孟山都公司副总裁、研究钚的专家查尔斯·托马斯,曾参与曼哈顿工程的通用电器公司副总裁哈里·温尼,为精炼铀提供电力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局长戴维·利连撒尔,再就是巴纳德本人。国务院给这五位顾问在美国货车运输协会大厦找了间办公室,所以,这些顾问自称他们是“美国货车运输男孩”。顾问们经过讨论认为,国务院的军控委员会寄希望于对原子弹进行国际核查的想法存在问题,“人的因素”会使核查起不到作用。核查方式注定会像美国的禁酒令那样失败。他们提出的设想是,成立一个由联合国制定规章的国际间协作组织,以协作的方式来掌握全世界的铀并加以和平利用,从而把原子能事业推进到建设性的创造领域。利连撒尔在日记中甚至写道:通过协作发展得到安全,并用协作来代替“控制”,“控制”是泰罗式管理的一个肮脏词汇,联合国应当放弃它,使原子能事业成为全世界的协作性成就的新典范。但是,他们的建议遭到了杜鲁门总统和国会的拒绝。有些大众媒体,在讨论这个方案时,把它称为“天堂的白日梦”。巴纳德的梦想破灭了。

       巴纳德未能实现国际协作,但却在此后保持了与这些顾问之间的人际协作。在麦卡锡主义横扫美国的时候,巴纳德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澄清了关于利连撒尔暗中支持苏联的谣言,并在国务院谴责国会对正直人士的政治迫害。当奥本海默被当成左倾危险分子时,巴纳德同他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坚持对这位物理学家予以高度评价。在这里,巴纳德充分表现出他的正直、忠诚、善良和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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