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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稻盛:不怕变异,只怕变质  

2012-07-31 09:41:49|  分类: 封面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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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学稻盛:不怕变异,只怕变质 - 管理学家 - 管理学家杂志

  

中国有很多企业在学稻盛和夫,也有很多人想当中国的稻盛和夫。有些专家担心,学稻盛的潮流泥沙俱下,甚至有可能违背稻盛的初衷。如何看待中国的稻盛热?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学习稻盛?弄清这些问题,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稻盛思想的源与流

稻盛信奉佛教,他皈依的教派恰恰是来自中国佛教的禅宗。众所周知,佛教自汉魏以来,在中国流传甚广,宗派繁多,自从六祖慧能以后,禅宗就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典范。正是禅宗,在慧能以后逐渐形成了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和黄龙、杨岐“五家七宗”。即便是从学术的角度看,要弄清这些宗派之间的纠葛关系也不是易事。禅宗进入日本后,同样形成了许多宗派和不同心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凡是修禅者,往往为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路径相争,以自己为正宗而以旁人为左道。这种派别之争,真假之争,同当今企业管理领域不同学派、不同方法的争论何其相似。看看管理学界的那些大家也不能免俗,彼此抨击,说起刻薄话一套一套,专挑对方的软肋下手。对这种论争,除了听之任之,别无良法。

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这种宗派之争和观点辩驳只有消极性。如果从宏观角度看,正是宗派相争中你消我长,互相融合,思想得以发展,歧见得以消弭。禅宗在发展中,不仅有佛教内部的宗派分化,还有同中国传统儒学、道教、民间信仰和风俗的不断渗透和互相影响,并由此流变。中国的儒学对禅宗就有巨大的影响,忠孝仁义,禅宗无不接纳,从而形成其对社会的巨大亲和力;而禅宗的直指心性修习方法,也对儒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宋代理学的兴起,就得益于禅宗。可以说,禅宗内部的宗派和学派分化过程中的渗透融合,推动着禅宗的进化;禅宗外部的释道儒之争和互相辩驳,推动着中国古代智慧的发展。

稻盛和夫的思想源头实际上很复杂。他能够皈依佛教,说明他受到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的重大影响;但从他的著作来看,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在释家之下;再从日本的传统文化角度观察,西乡隆盛对他的影响历历可见;而他在经营企业中的具体行为,又可看到各种思想的混合作用。

以1994年稻盛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演《致新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为例,在这篇不长的讲演中,他引用了宋代苏洵的语录,引用了明代吕坤的《呻吟语》,引用了《易经》和《尚书》中的格言,引用了孔子,引用了孙中山,借这些人的语言来说明京瓷公司的经营哲学,说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显然,他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如果读稻盛的书稍多一点,就可以看出,他提到最多而且最为推崇的人,就是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而西乡隆盛尚武崇儒,勇猛进取,同佛教徒的形象并不吻合,更多地展示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武士精神和牺牲精神。如果从维新事业的成就看,西乡并不占据首位;如果从所遭受的磨难、人品的高尚、意志的坚定来看,西乡则堪称楷模。稻盛特别赞许西乡隆盛,他所创办的京瓷也以西乡的座右铭“敬天爱人”为社训,正说明了稻盛的志向和追求。

所以,在中国学习稻盛和夫,从源和流的关系来看,有必要弄清稻盛自己的思想源自何处,流向何方?同时还要了解中国企业的稻盛热缘何发起,这种热潮同稻盛本人的思想关系多大?关于稻盛自己的思想,已经有很多学者阐发,本文不再饶舌。而关于中国稻盛热的兴起和走向,有必要略加辨析。


不怕变异,只怕变质

有人担心学习稻盛过程中产生变异,背离了稻盛的原意。本文认为,即便是真心学习稻盛经营方式,变异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优秀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企业,肯定会有因为情境不同而产生的变化。吃西餐用刀叉,吃中餐就要学会用筷子。就拿阿米巴组织来说,中国与日本的社会背景不同,人们的社会生活习惯不同,所形成的分权自治式组织哪怕都叫阿米巴,其形状也是多样的。许多人都觉得,日本和中国都是集体主义社会,殊不知日本的集体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大不相同。在日本传统中,离开了集体就没有个人;而在中国传统中,集体是用来给个人定位的。所以,很有可能日本的阿米巴是团队,而在中国却变成了集合。日本的阿米巴可能更像微型事业部,而中国阿米巴可能更像承包制之变种。只要能够体现出稻盛的经营精神,就不要担心学习中发生的变异。中国禅宗在发展中,由最初的“不立文字,直指本心”,到“不离文字,说不可说”,静默禅向文字禅转变,依然还是禅宗。学习他人的管理方法经验,也是如此,而且可以肯定如此。

但是,这种变异一旦背离了稻盛倡导的经营哲学,那就存在重大问题。中国有不少企业学习稻盛,往往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同欧美相比,稻盛的经营哲学更接近中国语境,中国人看稻盛的东西更亲切;二是觉得稻盛的东西可以避开企业经营中的许多麻烦,修炼起来更方便。这两个方面,前者有利于稻盛思想的传播,后者会导致稻盛思想的变质。

诚然,稻盛的许多言说,更接近于中国。他的著作中儒家修身养性的学说占了很大比例,中国人看着眼熟,听着耳熟。不过,如果认为儒家思想就容易修炼,那是极大的误解。作为儒家原产地的中国,历史上产生的真儒也为数不多。而且在儒家思想的传播中,“陋儒”、“俗儒”、“乡愿”的批评不绝于耳。即便是熟读五经,也不见得就是真儒。像清朝理学名家李光地,濂洛关闽无所不通却品行有亏,致使史家感慨道:“圣祖尝论道学不在空言,先行后言,君子所尚。夫道学岂易言哉?”(《清史稿 · 李光地传》)所以,要学稻盛的思想,就要有经得住比稻盛更多磨难的准备。如果仅仅盯着稻盛的辉煌而不打算下稻盛的气力,稻盛的思想是学不来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尽管在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更多是靠扩大生产而不是靠改善管理,中国的企业多数缺乏西方在工业化初期那种科学管理的洗礼,缺乏严密的制度规范体系和流程工具体系。而建立和完善这种体系,需要花费很大气力,而且难以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有不少人学稻盛,是看到稻盛的企业似乎不需要这种精细化的体系,想走捷径,或者想下意识地想避开这种规范化的管理内容。尤其是在“跨越式发展”的旗号下,看到那些不怎么精密的企业照样在“跨越”,自己的企业也想不经痛苦的磨炼就能“化蝶”,不愿从事劳心费力的“青春期教育”,由少儿一步跨入成年,避开制造麻烦和混乱的“青春期躁动”。这种心态在中国尤为多见,而且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比如,不愿下功夫培养骨干,却总想着引进个把领军人物就可以万事大吉,避开培养人才的长期性磨炼;不愿扎扎实实做出能够支撑企业的产品,而是通过“山寨”一把取得快速回报。这样学稻盛,就很有可能把修习内功的“易筋经”改造成“辟邪剑法”。这是最值得警惕的。

禅宗强调悟,于是,很多学稻盛的人试图通过棒喝而顿悟。但应当看到,顿悟的前提是苦修,佛教和儒学的根基都在于诚,没有真诚的信仰,没有水滴石穿的过程,不可能突然开窍。学稻盛,不怕变异,单怕不诚。如果心存侥幸,不修善因,只求善果,甚至试图投机,就会堕入邪魔外道,禅宗对“野狐禅”的警告,就是针对这种现象的。如果把稻盛的思想看作工商竞技场上的“兴奋剂”,那就很有可能走偏。

当然,在企业的流程和管理工具已经相当完善,理性化的管理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的情况下,学习稻盛,可以矫正科学化背景下的人文缺失,可以在利润之上彰显人性关怀,可以在经济组织中培育宗教情愫。但前提是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自助者天助。只有那些明确自己的责任,勇于担当,不断追问“作为人,何谓正确”的企业家,才能学到稻盛精神。而真正的稻盛精神,很可能会以与京瓷公司完全不同的表相展示出来,但其内在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却会同稻盛心心相印。在当今世界中,伴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达,管理知识和技能的理性化学习,实际上会越来越容易,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养育,会越来越重要。明末有位诗人汤传楹在《闲馀笔话》中谈到人生修炼时说:“吾辈不可不存时时可死之心,不可不行步步求生之事。存心事事可死,则身轻而道念自生。行事步步求生,则性善而孽缘不堕。此儒宗、禅悦不二法门也。若心境本不清旷,饰放诞为风流;事迹本不光明,假慈悲为因果,地狱之设,正为此人。”这段话,足以为今日学习稻盛者戒。

 

责任编辑:江涛 jiangtao@guanlixuej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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